曲陽石雕始于漢，興于唐，盛于元。據曲陽縣志記載：黃山自古出白石，可為碑志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曲陽得天獨厚的大理石資源，根深葉茂的雕刻文化，兩千年傳承不息的雕刻技藝，為曲陽贏得了“雕刻之鄉”的美譽。

　　曲陽石雕是中國傳統工藝美術中歷史最為悠久的種類之一。獨特的雕塑語言、渾厚凝煉的北方氣質和流暢、寫意的表現手法在中國雕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曲陽石雕的藝術成就根據歷史脈絡分為三個高峰期和一個“盧進橋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曲陽石雕歷史的第一個高峰期。中原地區的社會劇變，東西交通的便利使得外來文化（包括佛教）不斷滲透，帶來了民族大融合，文化藝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曲陽正處于北齊佛教中心的區域，曲陽生產的各種石佛造像無疑是推動佛教文化興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這一時期佛造像來看，簡潔的外輪廓和流暢的貼體線條是北齊佛造像的主要特征，曲陽工匠在雕鑿這批佛像時講究人與神的交流，有意或無意間拉近了神與人的距離，佛處于被膜拜的崇高境地，桃形的背光象征佛陀的智慧之光。曲陽盛產的漢白玉和不斷自西域而來高僧攜帶的佛像畫稿，結合佛經的描繪，無時不在重新認識對佛像的理解，直到三者有機的結合為一體。正是有了修德寺出土的這些佛造像，給北齊的造像風格烙上了時代的印痕。

　　第二個高峰期是隋、唐、五代時期。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統政策不斷發展，佛教的藝術風格逐漸由多樣走向單一。曲陽縣羊平鎮西郭村遺存有一尊六米多高的隋代石雕站佛像，從造型和衣紋褶的刀法處理似乎還遺留有北齊的的痕跡，但是已經開始有了質的變化，在單一線條和雙勾線的刀法上出現淺浮雕的處理手法，衣褶的羅列更富有了層次感和藝術性。曲陽石雕同樣在主形體上輔以各種線和淺浮雕來襯托表現佛像的神性體態，這也與當時的繪畫美術成就分不開的。隋唐時期所盛行的“四家樣”繪畫風格已經影響到曲陽的石雕風格走向。曲陽縣靈山鎮西燕川村五代王處直墓被盜走的武士浮雕（后被中國政府無償從美國紐約索回）和散樂仕女浮雕，都很好的繼承了唐代渾厚豐腴的主體和貼體的流暢細膩的衣飾紋路的雕刻風格，被國家文物部門視為“國寶”。自五代以后，曲陽石雕再沒有突破晉唐以來的佛教藝術高度。這也是受后來宋代的大環境所影響，曲陽地處宋國與遼金國邊境戰場，戰事不斷，人民難以安居樂業，曲陽石雕業縱使大宋的盛世之治也阻擋不了曲陽工匠保全性命的顧忌，再難有重大影響之作問世。曲陽縣博物館收藏有一些民間宋代小型石雕，無論神態還是做工已經遠遠不及晉唐之韻了。

　　元代是曲陽石雕的第三個高峰期。在大一統的時代背景下，曲陽石雕業開始逐步升溫，但是佛造像藝術高度不復往昔輝煌而繼續滑落，轉而建筑裝飾石雕開始大行其道。曲陽縣城內北岳廟始建于北魏宣武帝年間，后代屢有修繕，其中廟內“德寧之殿”建筑重建于元代，所附屬石雕欄板、抱鼓、石獅、龍首滴檐均應是元代曲陽雕刻遺物。最經典的是圍繞大殿的每根欄桿柱上的小石獅，千姿百態，生動活潑。這些小石獅有的嬉戲，有的背著幼仔，有的吼叫，有的像在守候，風格古樸而不失精致。柱頭上本是不大的空間，反而讓曲陽雕刻工匠有了更自由的發揮。史載，元代曲陽雕刻巨匠楊瓊石雕技藝精湛，深得元世祖忽必烈青睞，任命為大都采石提舉，參加營建元大都、元上都的宮殿石雕工程。其中崇天門前要建造的周橋，楊瓊設計的方案在眾多方案中被忽必烈賞識。自元代至清代，曲陽石雕的興盛主題從佛造像轉入建筑石雕裝飾，明清兩代的園林、宮殿、陵墓的各種石雕制品，無不滲透著曲陽雕刻工匠的血汗與智慧。

　　新中國成立后，曲陽石雕工匠依然擔負了首都北京的很多重點石雕工程，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等工程都是在曲陽工匠的手下完成。在這一時期以盧進橋大師為代表的新中國曲陽石雕人，在繼承隋唐風格的基礎上，曲陽傳統佛造像石雕再一次獲得新生，盧大師的《三大仕》、《坐獸觀音》、《臥獸觀音》等作品，吸收牙雕、木雕的某些技法為曲陽雕塑語言又融入新的元素，也成就了盧大師時代的一批能工巧匠。這個“盧進橋”時代的作品更具有了“精、氣、神、韻”的升華，而重主體、薄裝飾更是繼承了北齊造像的優秀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