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明末清初，陵川境內的廟宇和民居建筑物挑檐下的墀頭部分出現了以“書鼓”為主題形象的磚雕藝術。究其緣由，古老醇厚的陵川鼓書說唱藝術使從事雕刻的工匠受到耳濡目染的藝術熏陶，從而成為書鼓磚雕技藝出現并代代傳承的基本元素；同時，成功的雕刻工匠除拜師學藝之外，他們依靠聰穎的天資悟性并加以創新性的發揮，也是促成書鼓磚雕技藝日臻成熟并發展的根源之一。這些至今仍保留在陵川境內的數千幅書鼓磚雕實物，是中國曲藝磚雕藝術作品的代表作，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書鼓磚雕藝人的改行和農村房屋建筑的拆遷，這些珍貴的、國內僅見的藝術作品則已經面臨著技藝失傳和作品消失的尷尬局面。

　　磚雕工藝在全國到處都有，但是將曲藝活動演變成一種民俗并形成一種非常奇特的書鼓磚雕圖案，唯獨陵川可見。這種書鼓磚雕圖案是以陵川書鼓說唱中的主樂器書鼓作為主體形象，而以說唱鼓書中的人物情節（如呼家將、楊家將、劉公案、于公案、彭公案、包公案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圖案作為輔助形象。書鼓磚雕在陵川地區招人喜愛，除了其藝術形式別致之外，更是因為它把古代盲說書藝人和磚雕藝人的抽象與形象思維藝術相融合，演變成一種獨特的建筑風格，鑲嵌在廟宇、民居等的墀頭上（當地通俗語言）。其雕品中的人物、動物等形象無一不玲瓏剔透，透著靈性。

　　2006-至2007年，山西大學文學院李豫教授四次來到陵川，進行了實地考察。關于書鼓磚雕造像的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李豫教授是這樣解釋的：以書鼓為主體形象的磚雕，反映了這樣一個現實，（根據所打花梁上的文字記載），目前收集到的書鼓磚雕作品最早是康熙年間的，說明在康熙時期鼓書說唱已經在本地文化圈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已經成為了一種本地的民俗現象。形成這種民俗現象又同時反證了盲藝人陵川鼓書說唱在明末清初乃至更早已經成為在當時的土地上積極開展的一種曲藝活動。

　　筆者作為考察組成員之一，曾采訪潞城鎮上郊村磚雕藝人王玉亮。據王玉亮講述，其父親早年認了河南一個說書藝人做干爹，會說整版的長篇鼓書，而且每年冬季都要到他家住兩三個月。

　　顯然，書鼓磚雕藝術的起源應來自說唱鼓書。磚雕藝人中那些有悟性的人，把盲說書藝人說唱中的人物風度儀表和英雄氣概借助想象并通過造型表現出來，其創作初衷便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惡、美丑、是非標準形象表現出來。

　　初衷體現在雕品中的人物肖像上，表現的人物能為戶主們軀邪降妖，鎮守這一方土地上吉慶祥和。就如鼓書中說唱的《薛仁貴征東》如：話說有位小將，身穿白袍，騎著戰馬，手拿七尺紅纓尖槍……古代磚雕藝人的這種造像，注意到袍衫擬化了的顏面傳遞給觀眾的那種親近，戰馬是那樣的奔放而有神，舞槍弄刀就好像在那馳騁沙場英勇殺敵的親人，更能見到他以襯擬主的造像手法之獨特——所謂“以襯擬主”，即將一件造像之體的質感，則是我所謂的“以襯擬主”。當然“以襯擬主”的關鍵在與主體為本地盲藝人說唱的樂器書鼓，而主形象的上方之輔助形象多為說唱鼓書中人物或故事情節的形象，正是得到了這兩種藝人以襯擬主之主體之物在心中感受設定的作用。

　　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陵川書鼓磚雕藝術在清代已經形成了幾個不同風格的流派，而每個流派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書鼓磚雕工藝技術流程與許許多多不同系統的說唱形象思維圖像造像，這些磚雕藝人的思維圖像又來自本地鼓書說唱的傳統曲目人物情節肖像造像。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書鼓磚雕圖案的主體形象沒有改變，而輔助形象則出現了一些變化，表示吉慶、祥和以及婚喪嫁娶的文字和圖案等融入了其中。

　　那些曾經經歷了風雨，或在尚未搬走的房屋，或在人走屋空的消失了的村莊的房屋的挑檐下墀頭上的書鼓磚雕，已經給予了這里的人們數百年的呵護，數百年的希望，他們也會在未來的陵川書鼓磚雕博物館中找到他們自己的歸宿，因為，小小的書鼓和那些鼓書說唱中的英雄人物情節已經深深扎根在這里的山川，這種情結也會成為陵川古老書鼓文化永恒的魂。

　　書鼓磚雕工藝與陵川鼓書說唱兩者互相互撐、促進、融合并相得益彰，成為國內唯一的一種曲藝活動與民俗事項聯系起來的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是妙不可言。

　　奇哉，偉哉，陵川書鼓磚雕造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