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病重時，有一天沈夫人打來電話說：“沈先生已經有幾天一句話不說、任何表情都沒有了。”我和王予予先生立刻趕去沈家，我們理解沈先生當時除了這份工作，他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所以趕緊找來一些新的資料給他看，不一會兒他又能侃侃而談了，雖然口齒已不是很清，但從眉目間可以看出他心中的喜悅。可以說，晚年的沈先生，他的所想所思，甚至他活著，都是為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份工作。

　　沈先生這一生是非常不幸的。如果他再晚去世兩年，諾貝爾文學獎就拿到了。當時歐洲的一些記者都到北京來采訪沈先生，采訪我和王予予先生，一旦公布，新聞馬上就全部發布。所以很令人惋惜。

　　新金融：沈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相當蠢笨的一個人，我就是有耐煩，耐煩改。”“要耐煩!認真!”是沈先生反復強調的工作原則。在這方面您收獲了什么?

　　王亞蓉：這是沈先生始終教誨我們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一直指導著我從事考古工作，我認真了，耐煩了，才有緣得見了兩千多年來的許多寶物，到現在我也用這一條來教導我的學生。

　　沈先生話不是很多，但當談及文學和中國古代服飾，他的話是說不盡的。比如，你問他關于一些紋樣的特點，他給你解答以后，還會介紹相關的資料給你，讓你去看。沈先生歷來強調“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聯系”，指導年輕人舉一反三，教我們怎樣進行縱向聯系、橫向聯系。

　　沈從文先生還一直提倡“古為今用”，他認為研究和保護是繼承范疇，更重要的是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工藝技術不能丟。中國人對服裝穿著的理念、色彩的應用以及禮儀方面，不僅要保持自己的傳統，又要有時代的氣息。可現在我們所穿的服裝幾乎完全被西化，追各種大牌，即使有中國傳統服裝，也注意不到這些精髓的東西。

　　新金融：您認為沈先生研究文物的方法和思路有何獨特之處?

　　王亞蓉：對古物深富探究的沈先生一直講求“史實相證”的唯物主義研究方法。過去的史學界多是以史證史，都是推論性的研究，這就很難得出非常扎實的結論。沈先生是屬于既熟悉歷史又熟悉文物的學者，采取出土實物和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在此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沈先生特別注重從工藝上進行分析，因為他從小生活在苗區，而且湘西是個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所以除了苗錦，他對土家錦等也有非常強的分析能力。他從小就非常注意觀察，無意中就對工藝知識形成了一定的積累。1950年后，沈先生更是將精力全部投入古物的鉆研之中，無論是器物、繪畫還是原始的骨與針都讓沈先生著迷。

　　新金融：周恩來總理逝世后，沈先生愈發感到時間的緊迫，從此不分晝夜抓緊工作，一遍一遍校對《中國古代服飾資料》一書。那段時間里，您和王予予先生什么也不說，只是默默配合。

　　王亞蓉：上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首先根據外交需求提出了研究編纂中國古代服飾著作的問題，沈從文先生擔起這項研究工作。周總理的逝世對沈先生的打擊非常大，曾一度眼睛幾乎失明。所以他就很急迫地想要完成總理交給他的任務。沈先生對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是從1964年開始的，其后波折重重，直到沈先生79歲(1981年)，作為成果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方得付印。

　　新金融：您說“沈先生超凡的形象記憶是誰也比不了的。”能否舉個例子?

　　王亞蓉：1975年，沈先生帶我和王予予先生去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幅社會生活畫《大駕鹵簿圖》，這個殘卷上面有兩千多個人物，是皇帝出行的儀仗，由許多方陣組成，根據禮儀的要求，每個方陣穿的、戴的以及手上拿的東西都不一樣。我們都認真看了很久，回去以后，沈先生就向我們提問，比如說第三個方陣腰間佩戴的物件是什么?當時我和王予予先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雖然有些許印象，但不具體。但沈先生卻記得非常清楚，一連串說了好多，王予予先生記下來一一去核對，完全無誤。

　　沈先生博聞強記，對于文獻、禮儀，他心中都有數，他是帶著問題去看的，所以同樣是看，我們卻因為知識不夠廣博而記憶不夠清晰。

　　沈先生一生手不釋卷，到后來高血壓非常嚴重的時期，視力受影響，他側著眼睛也要讀書。有時他讓我們幫忙查資料，告訴我們那本書第幾部第幾卷，你去查，保準在那兒。博覽群書的人不少，但能把具體的、細小的東西都對得上的那是寥寥無幾的。除了非凡的記憶力之外，勤奮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新金融：在《章服之實》中您寫道，“沈先生的過去(搞文學)和后來(搞文物)是有連貫性的，有共同的地方。”具體來說是什么?

　　王亞蓉：沈先生是文學家的頭腦，他用文學家的手筆把本來很枯燥的文物研究寫得既有藝術性又有可讀性。雖然當時有人非議，說寫小說的懂什么歷史，但是直到今天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也沒有人能超過沈先生。

　　新金融：沈先生是講故事的高手，他幽默嗎?有沒有這方面的趣事?

　　王亞蓉：1978年夏天，我和王予予先生到承德避暑山莊內工作。所以請沈先生夫婦也來休養一段。當時我們都把孩子帶在了身邊，所以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了沈爺爺、沈奶奶。當面對小孩子時，沈先生特別會講故事。我帶著女兒與沈先生夫婦同住一間大屋子，睡覺前他就給我女兒講故事一直到她甜甜地進入夢鄉。

　　沈先生是個很有童趣的老人，是孩子們的最愛，在山上玩的時候，玩著玩著，你看沈先生的耳朵上、口袋里、手上，都被孩子們采的野花占滿。而且沈先生還會口技，蟲鳴鳥叫模仿得惟妙惟肖，令孩子們新奇不已。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絕不能中斷

　　新金融：沈先生和王予予先生去世后，您肩上的擔子變得異常沉重，眼看事業要中輟，您有沒有心灰意冷的時候?

　　王亞蓉：1988年，沈先生辭世。1991年，王予予先生患上了尿毒癥，每周三次透析，離不開北京，去不了考古現場了。所以從那兒之后很多田野的清理和室內的整理工作便落到了我一個人的肩上。1997年王予予先生也過世了，可以說到那時我的兩重天都塌了。后來在考古所所長徐蘋芳的鼓勵下，還是磕磕絆絆地走了過來。

　　退休之后，2000年時任北京考古所副所長王武鈺找到徐蘋芳先生，希望我出來培養接班人，當時我剛做完膀胱癌手術，但我想紡織考古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項事業絕不能中斷，所以雖然身體力不從心，也依然決定開始帶一些學生，逐漸地建立起了一支隊伍。2008年，在搶救絕學的政策下，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長找到我說：“王老師你別在外邊忙了，你還是得管娘家。”這樣我就又回到了考古所。

　　新金融：用沈先生的話來說，紡織考古學是一項“費力不容易見好”的工作。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愿意去做?

　　王亞蓉：社會科學是個積累量，只有不計較名利地一點一滴做起來，才能有所收獲。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之后，還是非常認真的。另外，任何院校都沒有這個專業，所以這些年輕人不管本科畢業的也好，研究生畢業的也好，都是我親手帶起來的，就像帶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是真心待他們，把一些關鍵的技術傳授給他們，所以我很珍惜這些年輕人，他們也很珍惜我。

　　新金融：您對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紡織品修復這項工作的未來有怎樣的期許?

　　王亞蓉：其實，有不少紡織品文物都亟待修復，這是非常緊迫的一項工作，所以希望不管是民間人士，還是國家層面，能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給予一些支持。否則，這些出土文物經過長時間的氧化，受到溫度濕度的影響，當想搶救的時候，可真就來不及了。

　　采訪手記

　　田獵紋飾帶紋樣圖

　　我隨著已逾古稀之年的王亞蓉先生來到她的考古工作室，她說：“一般工作室是不帶外人進入的，這次給你破了個例。”在紡織品修復室里，我親眼看到了一件距今2350年的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內棺里的第十件衣服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經修復之后的綿袍，上面的紋飾已清晰可見,是一個正面的梟鳥紋飾，反轉又附有兩個頭，從設計上既具象又抽象;每個翅膀引領著一個花枝，反轉下來又是三個流蘇。整體來看，左右平移、上下反轉，非常講究。

　　經王亞蓉先生指點，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這件綿袍的領子上。王亞蓉先生介紹說：“這條一米多長的領子，需要一個經過特殊培訓的優秀繡工繡上七八個月才能完成。在當時這一克比一克黃金還要貴。中國古代服飾在世界上處于怎樣的位置，這是非常具體、生動的樣本，能展示中國古代服飾曾經多么的輝煌。”仔細觀察，袍領上是一幅狩獵圖。王亞蓉先生分幾個菱形塊來給我解釋：“這是一輛馬車，馬在奔跑，旌旗在飄，穿黃衣服的人在搭弓射箭，穿藍衣服的人是個馭手;一頭大獸中箭倒地后還在回首，一頭鹿拼命往前跑;一個人擰著身子拿著盾牌和長劍在跟一只老虎搏斗;一個人跪在地上，手持匕首與一頭豹子在拼殺，旁邊還跑著一只小獵狗。”王亞蓉先生的講解很樸實，卻透出她對古代服飾文化的深沉熱愛。我想，正是在這樣的悉心研究之下，古代服飾之美才能化為具象，文明的記憶也才能變得鮮活，持續震撼著今人的感官與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