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建筑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梁思成

　　（1901—1972）

　　梁思成，建zhi筑學家和建筑教dao育家。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業。系統地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筑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

　　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培養了大批建筑人才，以嚴謹、勤奮的學風著稱。曾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設計，努力探索中國建筑的創作道路，還提出文物建筑保護的理論和方法，在建筑學方面貢獻突出。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東京，那是他父親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廣東省新會縣。童年時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占籍，使他對中國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當時，正是甲午之戰和庚子賠款以后，中國屢受外國欺凌，這種環境培養了梁思成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他11歲由日本回到北京，14歲進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這是一所留學美國的預備學校。梁思成在學習期間，不但學業優秀，而且興趣廣泛。他愛好美術和音樂，經常為校刊畫插圖，被聘為美術編輯，他參加學校的合唱隊、軍樂隊，擔任過樂隊隊長和第一小號手；他還愛好體育，喜歡踢足球。梁思成也很關心政治，五四運動時，他是清華學校“義勇軍”等愛國組織的中堅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二十一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在途中被軍閥金永貴的汽車撞傷，左腿骨折，使他留學美國不得不推遲一年。1924年，梁思成赴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他刻苦好學，尤其對西方文化和建筑歷史有特殊愛好。他自己說是用“笨功夫”到圖書館博覽群書，研究古代歷史，參觀占代文物，把著名占建筑一個個默畫下來，1927年，以優異成績獲得建筑碩士學位。接著他到美國哈佛大學入研究生院，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于是決定離開哈佛到歐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國后應東北大學之邀去沈陽創辦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梁思成舉家遷到北平，他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達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臥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癥，行動極為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當時美國有好幾處學校和機構邀請梁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率領營造學社的少數同仁堅持在抗日戰爭后方繼續古建筑的調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1916年．梁思成赴美國講學，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國政府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顧問。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了各項建設工作，先后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他是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梁思成還積極參加了國家的政治領導活動，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病逝于北京。

　　決心寫出中國自己的建筑史

　　1928年，梁思成在回國之前，曾到歐洲參觀了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筑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狀況。梁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他懷著激昂的愛國熱誠，奮然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筑史。從1931年起，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一開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應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筑上，他明確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后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選擇北京故宮作目標，因為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兩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執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則例》為課本，對著實物，從整體到局部，一一逐個辨識、測量、記錄。他老老實實地求教老工匠，在他們幫助下逐漸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結構與形制，這如同跨入了門檻，為擴大調研范圍創造了條件。從1932年4月開始，梁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遼代建筑進行了調查，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在不長的時間里，又連續寫出了《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大同古建筑調查報告》、《趙縣大石橋》、《晉汾占建筑預查紀略》、《曲阜孔廟之建筑及修茸計劃》等10余篇論文和報告，將一座座從漢唐、宋遼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筑珍寶展現在人們面前。

　　對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梁思成堅持測量力求細致，分析要有根據，繪圖要嚴密，所出成果要與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華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調查都要經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對測繪工作始終一絲不茍，并且身體力行。他和助手們一起，對建筑物從整體到局部進行詳細地繪圖測量；對各種構件與裝飾，從里到外，從正面到側面都細致地加以攝影記錄；對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錄無誤。正是憑著這一種民族自尊心和志氣，使當時營造學社的許多研究成果，測繪的許多圖紙都達到了國際水平。

　　經過對古建筑的系統調查研究，梁思成終于得到了豐碩的成果。1934年，他編著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這部著作第一次將繁雜的中國古建筑構造和形制作了科學的整理和分析，對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論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圖繪制出清式建筑構架、門窗、裝飾和彩畫的詳圖，使人們在多彩的占建筑遺跡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嘆上，而獲得了科學的認識和了解。幾十年來．這部《清式營造則例》成了初學中國古建筑的入門必讀教材，研究中國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資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員常用的工具書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臺山調查佛光寺．正當他們為第一次發現一座唐代建筑而歡喜若狂時，北京蘆溝橋畔已燃起了抗的烽火梁思成和劉敦楨帶領著僅有的幾位研究人員，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堅持著古建筑的研究，他們調查了40余個縣，為當時的中央博物館繪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圖，在印刷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出版營造學社的匯刊。1944年，梁思成開始撰寫《中國建筑史》。這時，多病的身體折磨著他，脊椎軟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經常戴著鐵馬甲工作；學社經費來源的斷絕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慶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貼；十分短缺的物質條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線描圖來彌補照片的不足。在林微因、莫宗江、、盧繩等人的協助下，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筑史，終于在抗日時期西南的一個小山莊里完成了。在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據大量的實物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將各時期的建筑，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詳細的敘述，并對各時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較。這些論述和分析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外國人對中國建筑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梁思成去講學，他帶著《中國建筑史》和同時完成的《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圖片，以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心情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珍寶展示在國際學術界面前，他以豐富的內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極大欽佩和贊揚。這些成就離不開集體的勞動，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們在十幾年的時間里，走訪了15個省，近200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項建筑與文物，積累了大量資料。梁思成正是根據這些豐富資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較，和同事們一起使中國古建筑這一瑰寶，終得拂去塵埃，重放異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獻身于祖國的教育事業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研究中國古建筑以外，他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1928年，他剛一回國就到東北大學擔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為中國培養新型的建設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梁思成又想著戰后和平建設需要人才，于是回清華大學籌辦了建筑系，從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祖國的教育事業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總是站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在他擔負著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堅持親自教課。他十分重視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所以他除了講授中、外建筑史外，還經常給剛進大學的學生講“建筑概論”，擔任低年級的“建筑設計”課程。他不但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善于深入淺出地、用生動的語言和比喻向學生講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師的任務和建筑師應該怎樣工作等。他善于從課內到課外，經常教育和引導學生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觀察所見到的建筑，研究與建筑師有關系的一切事物，啟發學生對建筑事業的責任感，培養學生對自己專業的興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堅持的嚴謹學風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審閱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都是逐句修改，從內容到錯別字，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他不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師和學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隨手勾畫出這些建筑的形象和記住它們的建造時期。他不但培養學生的高超技藝，同時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良好作風，反對少數藝術家的所謂不修邊幅的那種散漫習氣。他強調一個建筑師要對一個工程負責，必須要有嚴格和科學的工作作風。他要求每一張設計圖紙都要制圖清楚，尺寸準確、連寫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級的規定，文字與圖分布均勻，干凈利索，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人。梁思成為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盡其所有地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

　　為中國的建筑事業而奮斗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雖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業，但始終不忘他從事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創造出新的建筑。

　　梁思成早在青年時期就到過歐美許多國家，參觀過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傳統風格。人類進入20世紀，物質文明大大提高，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在這樣的時代，中國新的建筑應該是什么樣子？將會朝著什么方向發展？這個問題長久地在他腦海中思考著。

　　早在30年代，他總結了近代國外建筑的發展和近百年中國建筑的狀況，他提出既反對全盤西化，將洋式建筑照搬進來，也反對那種完全仿古的做法，認為這決不是中國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著一種既能用新技術、新材料，又具有民族傳統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現。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各國都在準備著戰后的和平建設，討論著新城市的理想規劃，探索著新住宅的多種形式。梁思成也向往著自己祖國在勝利后的建設，他在四川鄉下貪婪地讀著國外新出版的書刊，研究城市規劃，住宅建筑新的理論；他著書寫文，探討中國新時期的建筑設想；但是，在舊中國，他的這種向往和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設終于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人民政府給予梁思成以極大的信任，委任他擔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開始為新中國首都的建設日夜操勞。他四處寫信，邀集國內建筑專家來北京籌建國家建筑設計機構，以擔負起新中國的建設任務；他參加制定國家基本建設的計劃，提出不要只著眼于個別工程的興建而必須著手制定一個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體規劃。1950年初，他與都市計劃委員會的陳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他們根據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性質，預見到北京的長遠發展，提出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他們從新行政區占地面積、交通聯系、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為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眾多文化古跡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它的傳統風格。1950年，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建筑系的教師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1951年，他又組織教師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并擔任紀念碑設計委員會的領導，在他主持下確定了碑形的式樣。梁思成就是這樣，懷著滿腔熱情，以一個技術專家的極大責任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之中，他自己說：“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梁思成始終沒有忘掉為新中國創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終沒有停止對建筑創作理論的探索。他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尤其是其中關于新中國文化的論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認為新中國建筑也和新中國的文化一樣，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他寫文章，作報告，連續發表了《中國建筑的特征》、《中國建筑發展的歷史階段》、《中國建筑與中國建筑師》等，熱情地介紹中國建筑傳統，論述建筑創作的主張。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實踐，對于北京民族宮、美術館這樣較多的應用了大屋頂和古代建筑裝飾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認為他們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發現有些地區、有些農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國建筑的橫向開間比例，用普通磚砌出少許具有中國風格的裝飾，他十分高興地認為這可能是創造民族形式的廣闊途徑。可以說，在建筑創作這樣復雜的學術問題上，幾十年來，梁思成始終在進行著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為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特地設計了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在這項設計中，梁思成根據1200年前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在日本興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實，特地采用了我國唐代建筑的式樣和風格，以象征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在揚州市建設局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這一組精美的紀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榮獲全國優秀建筑設計一等獎。

　　1962年，梁思成帶著助手又開始了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營造法式》是我國宋朝朝廷頒行的一部關于建筑制度的法規的書，是我國歷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經驗總結。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稱與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難讀懂。梁思成在青年時代就有志于研究此書，從30年代開始就決心將難于理解的論述和名稱加以注釋，用現代科學制圖方法畫出宋代建筑的圖樣，這樣做對深入研究中國建筑的傳統技藝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此項研究由于難度大始終沒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終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這時，他雖然已經60多歲了，身體又多病，們他仍滿懷信心地表示：“要為社會主義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這位學者被迫終止了一切工作。

　　梁思成先后著書5種，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共150多萬字，現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領導的科學研究集體因為在“中國古代建筑理論和文物建筑保護”這個領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梁思成的學術成就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重視，美國有專門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學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圖像中國建筑史》。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說：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筑歷史的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