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末年的白木家具，無論是紋飾、雕刻工藝等，均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技術水平。原因之一是歷史發展到這一時期，人類的工具制作由原始的石器、骨器、青銅器發展到鐵的冶煉，工具制作為家具制作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因而推動家具文化日臻成熟，為以后出現明清家具鼎盛時期打下了牢固基礎。

　　從春秋戰國開始，我國煉鐵在三晉得到廣泛發展，唐代后期南方鐵的煉制與產量超過了北方，宋代四監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半數以上是在江南，宋代有大型的“蒸礦爐”和小型的行爐，灌鋼之法成了宋代主要的煉鋼法。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南宋時期我國出現手推刨，手推刨在白木家具制作上發揮了很大作用，使家具雕刻紋飾大量使用。

　　據南宋戴侗《六書故》記：“刨皮教切治木器，狀如鏟，拘之以木而推之”使得宋代白木家具的制作達到了很高的標準。宋朝的蜈蚣刨使家具的線條、打洼、泥鰍背等工藝操作更為精細，為出現賞心悅目的家具立下了汗馬功勞。鐵制工具的出現為木器的鏤雕、高浮雕打開了廣闊的天地，但由于其硬度和韌性還是不夠，在某種程度上使硬木家具的出現成為不可能。

　　明朝中期，煉鐵工藝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尤其是刨削刃具的硬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而這一時期即出現了雞翅、鐵力木等硬木家具，想這其中應該是有些必然聯系。明代中期鑲鋼冶煉技術，帶動了木工工具，特別是小木作木工工具的發展，為制作硬木家具在刃具上的拓寬創造了條件。明張自烈《正字通》記：“刨鋪告切，平木器，鐵刃狀如鏟，銜于木框中，不令轉動。木框有孔，旁兩小柄，以手反復推之，木片從孔出，用捷于鏟?！?/p>

　　在明中期雖然發現了硬木家具，但并沒有出現有雕刻圖案的硬木家具，多是以突出線條和木質本色的簡約風格。這除了當時人們喜歡硬木家具的漂亮紋理的因素之外，與當時雕刻刃具的硬度有很大關系。這并不說明當時人們就不喜歡那些雕刻紋飾，否則怎么能解釋，明朝的歷代皇帝的寶座，在白木家具上都有漂亮的龍雕刻紋飾，在龍袍繡龍的圖案，而唯獨不在硬木家具上雕刻呢？1403年朱棣登基時所坐龍椅為白木。1457年，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鎮所坐龍椅仍沿用了白木制作，再到萬歷皇帝1573年間，抄沒嚴嵩家產時仍未見硬木家具。

　　明代存世家具，其線條流暢、簡潔，被稱之為材美而堅，木樸而研，但是，明代的建筑、石刻、雕龍等紋飾，明朝的各朝皇帝所著龍袍，包括鄭和下西洋所著蟒袍，都證明了皇家非常喜歡類似龍的精美雕飾。萬歷皇帝稱帝48年唯我獨尊，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皇權至上，難道唯獨在硬木家具上反而不喜歡這些紋飾嗎？這些如果不從工具刃口的硬度上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

　　我們不妨做這樣一個假設，硬木家具的出現，并不說明當時剛發現硬木能做家具，而是因為煉鐵工藝的發展，讓人們發現，隨著硬度和韌性更強的制作工具的出現，以前認為不能制作家具的硬木制成家具后，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效果。但由于雕刻刃具鋼口的不足，可能會認為這些硬木不適合或不能進行雕刻，反而更在簡約風格上花費大量心血。如果這種假設成立，說明依然是煉鐵工藝的發展，帶動了制作工具的更新，促成了硬木家具和鑲銅技術的可能。我們相信，這種假設是有意義的。

　　1637年也就是崇禎十年，明宋應星著的《天工開物》記載，人工冷拔技術已經可制造極細的鋼絲，這讓明末清初的鋼絲鋸的出現，也讓鏤雕工藝在硬木家具上的使用成為可能，從而掀開了硬木家具制作工藝新的一頁。從我國歷史這條較為清晰的發展線，可以大致看出家具制作是在制作工具的限制和推動中艱難前行的。明清硬木家具的紋飾雕刻應該受工具的約束，其發展遠遠落后于瓷器、玉等上面的紋飾，因此，這些家具上的紋飾，大多受地方文化和其它文化的影響，而不可能于玉文化、瓷文化上(紋飾)同期而至，當然到清中由于工具基本完善，其家具與當時瓷、玉紋飾文化的發展，極大可能達到一致或更有發展，因為作為硬木制作家具的一個載體，它從面積和其它更易從耐久與實用上傳世的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我國家具設計者和制作者的聰明之處，無論是白木家具還是明清式家具，揚文人之聰，揚人文文化及儒家思想、佛道教文化之長，避工具不到之短。這種聰明的積累，使家具走上頂峰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