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考古研究機構和管理、保護、展示機構增長迅速，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科研成果層出不窮，文物保護作用和社會服務功能成效凸顯，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愈發重要。考古取得的成就與貢獻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作出了有別于文獻史學的特殊貢獻

　　通過大量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及分析，實證了中國超百萬年的人類史、1萬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發展演變歷程，掌握了中國人類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國家起源研究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以元謀人、西侯度人和巫山人等為代表的距今一兩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化石以及全國許多地區距今幾十萬年至幾萬年不等的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人類化石的發現，顯示出中國所在的亞洲地區很可能和非洲一樣，也是人類的一個重要起源地。

　　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及新石器時代考古，取得了重大進展。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邦國—王國—帝國”發展歷程，已經找到實證并得到學界認可。新石器時代文化命名、文化框架、文化譜系、文化格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績斐然，成效卓著。“查海時代”（距今約9000—7000年）、“仰韶時代”（距今約7000—5000年）、“龍山時代”（距今約5000—4000年）的確認和命名，對于中國考古事業來說，既是基于自身學科探索而獲得的重要考古發現，又是運用自身學科方法而獨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國古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有別于文獻史學的特殊貢獻。

　　以西漢長安城、唐長安城、遼上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為代表的都城考古，以秦始皇陵和漢唐帝陵為代表的帝陵考古及漢、唐、宋、元、明、清墓葬研究，以瓷器、金銀器為代表的手工業遺存研究，使得中華古代帝國時期的物質文化面貌逐漸清晰。以秦、漢至宋、元、明、清考古研究為基礎，中國學者又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以及草原絲綢之路為紐帶，將中國考古置于世界考古學研究的范疇，奠定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以邊疆考古為依托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很多地區、很多時段上的歷史空白不斷得到填補，越來越多的重大考古發現證明，中國東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區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就有人類生活，這些地區的古代先民在與中原地區及相鄰地區的交往中不斷發展，共同進步，譜寫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連綿不斷、兼容并蓄的瑰麗篇章。同時，也正是通過邊疆地區的考古工作，讓我們了解到歷史上的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向來是開放的、互通有無的，中國通過邊疆地區走向世界，世界也因邊疆地區聯系中國，從而構成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遠歷史背景及動因。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方法體系

　　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任務主要是探索和揭示中華文化、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過程及變化規律。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考古學立命與發展的基石。經過近百年的實踐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國考古學的技術方法和特色理論。其合理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遺存的物質性和文化性，決定了自然科學技術和方法被廣泛運用于考古學的可行性，決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被不斷借鑒到考古學的必然性，以及考古學技術方法和理論的多元性與多樣性。

　　遺存的埋藏性和有形性，決定了田野考古調查和田野考古發掘是搜集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層位學和形態學是對考古材料進行比對分析的基本方法。

　　遺存的聚合性和創造遺存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劃分“考古學文化”是對考古學遺存進行分類與聚類研究的有效理論。考古學文化不僅是一個概念，更是如何對考古遺存進行研究的理論。依據考古遺存劃分出來的考古學文化，可以說既是一群東西，也是一群人，更是由一群人所創造的一段歷史。因此，研究考古學文化的總路線，應該是把考古學文化找出來、串起來，讓考古學文化動起來、活起來。

　　考古學文化的地域性、時代性和創造考古學文化的共同體或族群的歷史變遷，決定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文化譜系論”）是構建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劃分考古學文化系統、探討考古學文化演進格局的重要指導理論。

　　“修國史”“寫續篇”和揭示中國人類、文化、族群、國家歷史演進過程的學科任務，決定了以“滿天星斗”說、“古文化—古城—古國”論、“古國—方國—帝國”論為代表的“文明起源與發展道路理論”（“文明道路論”）是探索各考古學文化系統所表述的共同體或族群何時進入國家階段以及如何發展演變的重要指導理論。簡言之，“文化譜系論”和“文明道路論”是關于如何開展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兩大基本理論。

　　考古學遺存和考古學文化蘊含了無限的自然信息與人文社會信息，即展示在世人面前塵封的地下世界和物化的地下社會。所以，如何對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所表述的那個時代的文化、藝術、宗教、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十分復雜而多面的問題加以科學揭示和闡釋，最終實現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學科任務和理想目的，決定了考古學需要進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論。

　　總之，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應是多元、多面、多層次的。但目前在認識程度、理解程度和把握程度上還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相對成熟一些，有的還需作進一步完善、深化和創新。不斷發展中的田野考古發掘方法，不斷發展中的考古層位學、考古形態學分析方法，不斷發展中的考古學文化理論，不斷發展中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理論和文明道路理論，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考古學文化的文化和社會解釋復原理論，構成了“六位一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

　　發揮了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基礎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及傳承工作。考古學勇當文物保護的先鋒，在成為促進文物事業發展重要支撐的同時，還將學科定位納入到了文物保護的范疇，從而開始發揮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基礎作用。僅就歷史時期而言，以秦、漢至宋、元、明、清田野考古和研究為依托，建設了秦始皇陵、漢陽陵、漢魏洛陽故城、唐大明宮、上林湖越窯、永順老司城、景德鎮御窯廠、圓明園等一大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并通過現代化高科技手段和展示形式，將文獻歷史以文物歷史的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使人們真切感知物質文化史的無窮魅力。

　　從社會影響力和發揮的學科作用而言，中國考古學已經成為人民共同關注的公共文化事業，全民對考古學的關注度有了明顯提高。“公眾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經出現，并在逐步發展和完善。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社會公眾都開始意識到考古學研究的“遺存”是祖先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不僅是學術研究所憑借的“材料”，還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財富”。保護好、研究好、利用好、傳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類文化“遺產”和“財富”，是包括考古學家在內的全社會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尤其重要的是，中國考古學已經讓學術界和廣大公眾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考古學是歷史學的望遠鏡，在有了文字記載的時代，考古學是歷史學的顯微鏡，考古學的存在價值和社會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幫助一個民族或國家部分地恢復其歷史面貌、喚醒其歷史記憶。

　　總之，中國考古學為“通古今之變化”奠定堅實研究基礎，以“發思想之先聲”作為光榮學術使命，通過發掘和研究保護人類文化遺產揭示歷史規律，通過傳承和汲取人類文明發展經驗把握歷史趨勢，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作出了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