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莊遺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四通鎮時莊村，總面積約10萬平方米，包括龍山文化末期、岳石文化和春秋戰國等多個時期的遺存。鉆探和發掘表明，遺址的南部是一處夏代早期的糧倉城。

發掘遺跡分布圖

　　糧倉

　　遺址的南部為人工墊筑的臺地，面積約5600平方米。臺地外圍有寬淺的圍溝，面積合計2.4萬平方米。在臺地上已發掘的近3000平方米范圍內發現了29座罕見的倉儲遺跡，分布集中，形制多樣。這些倉儲設施建造時大多先平整墊高地面，然后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墻體，外側涂抹細泥。根據建筑形制的差別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地上建筑，共13座，平面形狀為圓形。建筑方式是用土坯壘砌成多個圓形的土墩作為立柱，高出地面，立柱直徑0.5-0.9米。立柱和柱間墻一同圍合成圓形的建筑基礎。其上鋪墊木板作為倉底，再以土坯圍砌一周形成倉壁，上部封頂。其建筑面積最小5.5平方米，最大21.6平方米，其它8-14平方米之間。第二類為地面建筑，共16座，建筑方式是以土坯直接壘砌墻體。第二類依據平面形狀的不同又可分為圓形和近方形兩種，前者7座，建筑面積5平方米左右；后者9座，建筑面積約9-12平方米。

　　上述建筑的形制明顯有別于當地同時期用于居住的普通連間排房，具有較為特殊的功用，性質應為古代的糧倉。其一，其建筑形制與文獻記載、民族志記錄的各類糧倉以及歷史時期出土的糧倉建筑模型均十分接近。其二，在保存較好的倉儲遺跡廢棄堆積的底部檢測出的植硅體組合較為單一，主要來自粟、黍類作物的穎殼和用于倉儲建筑材料的蘆葦類、茅草類植物的植硅體；浮選碳化大植物遺存鑒定的結果也顯示，除了粟、黍和黍亞科種子之外，幾乎沒有其它的植物遺存；此外，倉儲廢棄堆積的土壤中也檢測出黍素成分。其三，上述建筑外側涂抹細泥、臺基墊土自下而上普遍鋪墊粗顆粒粘土隔水層和細顆粒粘土防水層等防潮措施，符合作為糧倉建筑的特定要求。

　　夯土圍墻

　　糧倉遺跡所處的臺地上發現東、西兩個同時期的夯土圍墻。發掘和鉆探表明，東圍墻寬1.9-2.8米，殘存高度0.75-1.2米，內部圈圍面積近1100平方米；西圍墻寬3-3.5米，殘存高度0.45-1.3米，內部圈圍面積1200余平方米。東圍墻建造年代略早于西圍墻，東、西圍墻在臺地的東南部有較為明顯的缺口，應為進出通道。

　　聚落中同時期的遺存以糧倉遺跡最多，極少見灰坑、水井、陶窯、房址、墓葬等其它類型的遺跡。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連間房F1居于臺地中間，糧倉遺跡圍繞F1外圍，且均集中分布于夯土圍墻保護范圍之內。因此聚落整體布局結構清晰，功能單一，是一處以儲糧為主要功能的特殊圍垣聚落。

　　年代

　　遺址出土陶片少且碎小，能夠拼對修復的20余件陶器集中出土于3個灰坑。從陶器反映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看，屬于造律臺文化的晚期，大致相當于嵩山地區的“新砦期”階段。發掘表明遺址的主要堆積形成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少量人類活動，通過有限的解剖發現有1處方形的房基和1座圓形地面糧倉，應為小型的居住聚落，兼具倉儲的功能；第二階段，經過較大規模的人工堆墊、平整和修筑，形成外圍具有寬淺圍溝的墊筑臺基，其上修筑東、西夯土圍墻，并出現居住功能明確的F1和密集的糧倉建筑，其中地上式12座、地面式9座；第三階段，對前一階段糧倉建筑的修葺和重建，目前發現8座這一時期的糧倉建筑，其中地上式1座、地面式7座；第四階段，糧倉聚落的廢棄階段，時代為岳石文化早期。

　　系列樣品的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上述遺存的年代范圍為BC2000-BC1700年左右，均已進入夏代早期紀年。

　　價值與意義

　　時莊遺址的布局清晰、功能單一，專用于糧食的集中儲備，是龍山末期中原地區新出現的小型專門化聚落，是除了城址和一般聚落之外的一種嶄新的聚落形態。系統的考古鉆探和調查表明，在時莊遺址周圍1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還存在至少15處同時期的聚落，大致呈散點狀分布，共同構成了龐大的區域性聚落群，是時莊單一功能性聚落發展的重要支撐。

　　時莊遺址的各式糧倉密集分布于近方形夯土圍垣之內，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倉城，為研究中原地區早期國家的糧食儲備、統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貢賦制度等提供了絕佳的實物資料。

　　時莊遺址糧倉城的年代大致相當于中原地區的“新砦期”階段，即文獻記載的“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夏王朝早期。方形夯土圍垣式功能性聚落，可與登封王城崗小城、二里頭“九宮格”式布局結構相比較，為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早期夏王朝的社會組織結構、管理水平和國家治理能力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