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華，文明古國5000年。在很早以前，我國古代就已形成了一系列的飲食禮儀。

　　因為古人把飲食看作是禮儀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所以，飲食必須遵守一定的禮儀規范。那么，這些禮儀規范到底是怎樣的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說說吃飯那些事兒。

　　飯菜的擺放方式和賓主的坐席自周代開始，在貴族階層設宴招待賓客的場合，尤其講究餐具、菜肴的擺設規則。

　　席間，他們席地而坐，餐具直接放在席上。飯菜要這樣擺放：左邊依次為帶骨的熟肉、主食（飯），右邊依次是大塊的熟肉、酒和飲料。在最里邊放醬酪調料，外邊放烤肉，右邊放著蒸蔥。

　　干肉鋪類的菜肴，彎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若是燒魚，以魚尾向著賓客。若是干魚，則以魚頭向著賓客。冬天魚肚向著賓客的右方，夏天魚脊向著賓客的右方。

　　為什么要有這些講究呢？原來這是為了敬客、尊長，以及食用方便。這些擺設次序，在家里以尊長的座位為準；宴請客人時，則以最尊貴的客人所坐席位為準，宴飲開始之前，要進行進食的禮儀，賓先主后說一些互相激勵祝福的話。然后再行祭食的禮儀，以報答先祖，表示不忘本。

　　古人很重視飲食禮儀中的用筷禮儀。

　　筷子是中華民族飲食文化所獨有的一大特色。古代用筷禮儀很多，客人不得持筷過“河”夾菜，也就是不要將筷子伸得老遠去夾飯桌對面的菜肴，寧可不吃。

　　用筷子給別人夾菜也要看具體情況。雖然用筷給客人夾菜可以表示尊重和熱情，不過，當主人老是用自己的筷子給人夾菜時，雖熱情有余，但會令有的客人難以接受。“袁府盛宴佳肴美，總統筷上口水鮮。”說的就是袁世凱當臨時大總統時在宴席上的尷尬事，雖說“禮多不為怪”，但這種不衛的“禮”顯然難以令人接受。

▲浙江余杭瑤山遺址出土的玉匕（筷子）

　　古人對用筷的忌諱還有很多，包括：

　　“仙人指路”是指用大拇指和中指、無名指、小指捏住筷子，而食指伸出的拿筷子方法。

　　“品箸留聲”是把筷子的一端含在嘴里,用嘴來回去嘬，并不時的發出咝咝聲響。

　　“擊盞敲盅”是在用餐時用筷子敲擊盤碗。

　　“執箸巡城”是指手里拿著筷子，做旁若無人狀，用筷子來回在桌子上的菜盤里巡找，知從哪里下筷為好。

　　“迷箸刨墳”是指手里拿著筷子在菜盤里不住的扒拉，以求尋找獵物，就像盜墓刨墳的一般。

　　“淚箸遺珠”是用筷子往自己盤子里夾菜時，手里不利落，將菜湯流落到其它菜里或桌子上。

　　“顛倒乾坤”是說用餐時將筷子顛倒使用。

　　“定海神針”在用餐時用一只筷子去插盤子里的菜品。

　　“當眾上香”幫別人盛飯時，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飯中遞給對方。

　　上述用筷禮儀禁忌大多留存延續至今。

　　另外，他們對煮飯的用具也很講究。

　　飯菜一鍋煮最初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炊食方法，近現代的傈僳、佤等民族仍保持著這種習慣。從良渚文化飲食器的組合看，良渚人的飯、菜已分開烹煮和食用，有了主食和副食的概念。這種區分的結果是佐飯的“菜肴”出現了。

　　良渚文化飲食器中，豆、盤、盆等主要用于肉類、蔬菜和水果的盛放，簋、缽、碗則主要用于米飯之類主食的盛食。

　　用豆、盤、盆盛肉食的證據，在崧澤文化時期已有發現，良渚文化時期，這方面的證據就更多了，例如浙江余杭廟前第三次發掘的M1，隨葬的陶豆豆盤中殘存有動物肢骨。

▲浙江余杭廟前遺址出土的陶盤

　　豆在太湖流域出現得較早（甚至早于鼎），馬家浜文化中已有發現。豆柄下有豆座，因此放在地上，可放得很穩；豆柄較長，因此席地而食的人可方便地挾取豆盤中的菜。良渚文化的陶豆主要有淺盤豆和深盤豆兩大類。

　　從整個演化過程看，豆有豆盤逐漸加深、圈足由粗矮向細高發展、豆柄上的裝飾從弦紋發展為竹節狀瓦棱紋、鏤孔漸次減少的趨勢。除陶豆外，偶爾也有木質的豆出土。

▲浙江平湖戴墓墩遺址出土的帶蓋陶豆

　　盤有陶質的，也有木質的。浙江余杭廟前遺址就發現過2件木盤殘件，其中1件呈橢圓形，斜腹，方形或長方形矮圈足。

　　木質餐具在原始民族中應有較廣泛的使用，只因易朽爛，考古發掘中反而少見。

▲浙江桐鄉新地里遺址出土的帶蓋簋

　　良渚文化的簋，器形多樣，多數為泥質灰陶，少數為黑皮陶或夾砂紅陶胎，但表面施有黑陶衣。口沿處大多等距離粘有三個小耳，大多有蓋。

　　根據商周時期的食俗，簋是用來盛放共餐人共用米飯的食器，也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品鍋”。與豆、盤等一起放在進餐區，如為手抓食，則各自在簋中用手取食米飯，如已有各自的飯缽、飯碗，則用匕等餐具把簋中的米飯盛到自己的飯缽或飯碗里。《周禮·地官·舍人》就有“凡祭祀，共簠簋”的記載。簋大多有蓋，似乎也和飯食的保溫和保潔有關。

　　另外，除了自己要講究飲食禮儀外，古人還注重加強對子女飲食禮儀的教育。

　　至今，香港有句俗語：“餐頭食飯教仔女”，其實就是根據《禮記》中有關飲食禮儀的內容得來的，意即要教導子女，就要從飲食禮儀開始。這種做法，是否值得現在的我們學習借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