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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地標性建筑“大銅錢”
從“秋褲樓”到“馬桶蓋”，近年來，奇怪的建筑不斷在各地涌現。一些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個城市的“建筑地標”，實則是權力之手干預設計的“權勢地標”
中秋節去沈陽溜達了一圈，在火車站前親眼目擊了地標性建筑“大銅錢”，學名叫方圓大廈。說實話我挺佩服設計師和招標方的勇氣的，這建筑不僅怪異，寓意也實在是太過簡單粗暴了。后來在網上瀏覽了一下以丑怪聞名世界的中國建筑之后，方圓大廈倒也不那么突出，強中更有強中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建筑出現，新聞里總結得很好，因為權力之手在干預，其實除了權力之手外，干預的還有商業之手，總之往往不是建筑師之手決定了建筑的樣貌。
權力和商業之手干預設計的“權勢地標”，突出的就是一個“最”字，最高、最長、跨度最大、曲線最復雜……在這個基本理念的指導下，地標建筑走向了兩條風格不同但同樣詭異的道路。第一個就是崇洋，這些年來，國內各地的所謂地標建筑，基本上都交給了外國建筑師設計，東南大學做了一項調查，分別對北京、上海、廣州核心區1平方公里的區域進行研究，中國建筑師與西方建筑師設計的新建筑個數比例為，北京0∶8、上海3∶23、廣州3∶9，包括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在內的中國建筑師設計的建筑大大少于外國建筑師的作品。求“最”的理念加上外國建筑師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堆鼎鼎大名的怪異建筑，用建筑評論家葉揚的話來說：“建筑形體的詭異往往意味著某種特殊的難度，這種求怪，早就使中國變成‘蜚聲海外’的‘建筑師的實驗場’，在別處難以成立、不可能實現的設計方案，都可以拿到中國來，這里‘人傻’‘錢多’，喜歡‘扭曲變形的怪物’。”
第二條道路就是權力和金錢的掌控者自己的審美左右了建筑的風格，當權力有了審美追求的時候，外國建筑師也得靠邊站。房地產商馮侖就舉過一個例子：他們在天津請一位荷蘭設計師設計了非常好的一組住宅，這個設計經過各個機構審批后，變得跟眾多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樣。讓一群三流的眼光去改一個大師的作品，結果出來的就是一個不如三流水平的東西。再看看著名的福祿壽大樓，五糧液酒瓶大樓，那已經脫離了審美的范疇，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了。
在中國建筑史不斷被刷新的今天，左右這一切的是權力、金錢的力量和不當的管理體制。在這里，了解、熱愛自己家鄉的中國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的聲音是缺席的，生活在其中的公眾的聲音是缺席的，往往幾個人的想法，就左右了我們生活環境的面貌。那些高于權力和功利的審美和傳統被打得落花流水。也許在當年北京沒有采納梁思成的意見開始，中國的專家就失去話語權了。而失去話語權的專家，就只能在理念和飯碗之間衡量，或者屈從于權力做沒有特色的建筑師，或者因堅持理念而被外國專家搶走飯碗，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怎么可能出現堅守傳統的梁思成呢?又怎么可能出現像敢于在盧浮宮搭建玻璃金字塔的貝聿銘呢?
而失去了堅守傳統的“把關人”和堅持理念的專家，建筑與城市的風格也就難免被裹挾進了各種欲望之中，變得光怪陸離。我們的城市規劃，早期全盤學蘇聯，如今又全盤學美國。但美國是個沒有傳統的國家，他們的歷史就是近代史，而他們的建筑風格，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被西方集體拋棄了。而我們卻還在模仿他們，豈不知美國人有多羨慕歐洲的建筑。而歐洲，包括日本，那令人羨慕的城市規劃和建筑，恰恰是因為對傳統的堅守。在巴塞羅那，最高的建筑物是高迪設計的圣家族大教堂，因為政府明文規定，任何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過這座至今仍未完工的教堂，這是城市對信仰的崇敬。而在日本，麥當勞進軍京都時，曾經遭到否決，理由是麥當勞的紅色標志和古城的青灰色建筑基調相去甚遠，具有破壞性。經過幾年反復談判，麥當勞決定放棄全球統一的紅色，改成與京都古建筑基本一致的咖啡色，這是商業對傳統的妥協。
如何阻止奇怪的建筑污染城市，除了對權力自身的約束之外，我想我們還需要一些不妥協，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對理念的不妥協，市民對生活環境的不妥協，也許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失去城市現代化所帶來的便利，但何去何從的權利應該掌握在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手中，而不是少數人的手中。只有這樣，權力和商業的力量對我們的公共審美造成的傷害才有望成為歷史。前面提到的玻璃金字塔，曾經遭遇了法國民眾的集體抵抗，然而貝聿銘基于一個建筑師的理念也是寸步不讓。其實無論這兩股不妥協的力量誰勝誰負，對于巴黎這座城市來說，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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