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遼金兩朝長期占據中國的北部疆域，導致遼金建筑因襲隋唐之制，又發展出了許多具有遼金地域特色的建筑。與此同時，宋代在中原所興建的建筑已經發展成熟，并有專為施工提供的著作《營造法式》。在遼代中后期，隨著邊疆地區與宋王朝戰事的緩和，遼與宋的文化交流漸漸頻繁，漢工匠進入遼疆帶來的宋式建筑技術，對遼的建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以塔為主體

　　自佛教傳入中國出現佛塔始，這種布局一直流傳著，最早的例子可以用大同北魏云岡第2窟、21窟的中心塔柱說明之。到了10世紀以后，一些遼代寺院仍然選擇這種古老而傳統的形式，例如建于遼清寧二年（1056）的山西應縣佛宮寺，便是以釋迦塔為主體的寺院，塔后建有佛殿。建于遼重熙十八年（1049）的內蒙慶州白塔（釋迦佛舍利塔），現僅存一塔，當年也是一座寺院，塔后有佛殿。建于遼清寧三年（1057）的錦州大廣濟寺，是以一座磚塔為寺院主體，塔的前后均有殿宇。另據《全遼文》卷十載，遼南京大昊天寺在九間佛殿與法堂之間添建了一座木塔，此舉更能說明當時在遼代統治區喜用以塔為主體的佛寺之模式。

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邵風雷 攝影）

　　這些以塔為中心的寺院，據考古可知，平面布局較完整的是慶州釋迦佛舍利塔佛寺。山門之內即為大塔，周圍有廊廡環繞，塔后為佛殿。院落成豎長方形，塔與山門的距離幾乎與塔的總高73.2米相等，塔與佛殿的距離比塔高還要大些，約80米。而塔與兩側廊廡的距離只有20米。主要塔院后部尚有若干佛殿，分列于中部與西部兩組院落之中；中部院落依然就塔院中軸線延伸，有佛寺中殿與后殿；西部院落就中殿東西軸線轉折后，作前后兩進，西前院單獨設門出入。由于此寺建于遼代慶陵所在地，據此推測中部塔院及佛殿院落為主要禮佛場所，西院可能是專為皇室使用的建筑群組。

　　這個時期的木構佛塔僅存應縣木塔一例。然而，就是這僅有的一例，卻證明著當時中國建筑所達到的領先世界的技術水平。它不僅造型完美，而且技術先進，它采用的筒體結構，使其經受了7次大地震而能巋然屹立。

　　磚石塔的遺物留存較多。不但形式豐富多彩，有方形、六邊形、八邊形，外觀有密檐式、樓閣式、花塔；而且結構技術水平高超，出現了薄壁單筒、厚壁單筒、雙套筒、筒中柱、實心砌體、磚心木檐木平座、下磚上木結構等不同的結構形式，建成了中國造塔史上最宏偉、最高的磚塔——高達84米的定縣開元寺了敵塔。

　　為解決登塔的問題，有塔心柱的采用穿心式樓梯，厚壁者采用穿壁繞平座式或壁內折上式，雙套筒者于兩筒之間布置塔梯，這些充分反映了造塔匠師們的聰明才智。磚石塔的塔身立面多有雕飾，并以此來表達造塔之人或時代的思想及審美情趣，借以感化信眾。

　?。?）以高閣為主體

　　在這一時期的寺院中，以薊縣獨樂寺為代表，但遺憾的是獨樂寺遼代建筑只存山門、觀音閣，佛寺全貌如何，不得而知。幸好從文獻記載中找到與獨樂寺平面布局相關的例子，現存遼代奉國寺即屬此類寺院。據金、元碑記等文獻資料可知，遼代的奉國寺有七佛殿九間，后法堂、正觀音閣、東三乘閣、西彌陀閣以及四圣賢洞120間（即圍廊）、伽藍堂一座、前三門五間，以及齋堂、僧房、方丈、廚房等。對照寺址現狀，可知其原在山門內有觀音閣，閣后為七佛殿、后法堂。遼代佛寺中這種前高閣、后佛殿的寺院，以供奉觀音高大立像的樓閣為中心，與遼代皇室尊“白衣觀音”為家神的信仰不無密切關系。

　　中軸線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禮儀性建筑，中軸兩側則更多的是僧人日?；顒拥慕ㄖ?。佛殿居中心，這中心位置比作人體的心。在佛殿內部空間處理上，企圖擴展禮佛空間，是遼金佛殿的普遍追求，因此出現了移柱或減柱的作法。最甚者在七間殿宇中，前內柱只留兩棵，余皆取消，使殿內空間豁然開朗，如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文殊殿。這種功能上的追求，促進了結構技術的探索，在佛殿構架中出現了類似現代建筑中的組合梁架。而一般宋代佛殿柱網排列齊整，不作減柱移柱，表面上看似乎偏于保守，但可理解為追求結構體系的完美；對于佛殿內部空間的擴大，采用四出抱廈一類的方法加以彌補。

　?。?）佛閣與樓閣

　　佛閣是指寺院中位于中軸線上的樓閣，體量高大、宏偉。例如文獻記載，遼寧義縣奉國寺的正觀音閣，是一座七開間的樓閣。當時大型寺院在中軸線上建造高大的樓閣建筑絕非少數。遺憾的是，這類樓閣的現存遺物僅有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其規模雖稍小，僅為面寬五間，進深四間，總高23米的中型樓閣；但其所采用的筒形構架，并于外柱間施用柱間斜撐，故曾抵御了28次地震的襲擊，因其結構的堅固性、體系的科學性所產生的長壽效應而享譽世界，成為世界現存最古老的樓閣之一。

　　另一類在寺院中軸兩側的樓閣，規模較小，最多使用大三間，如正定隆興寺慈氏閣；有的還只有小三間，如善化寺普賢閣。就樓閣的功能性質來看，寺院中還有鐘樓或藏經樓，也與佛閣夾雜布列?？v觀中軸兩側所置樓閣，有以三乘閣與彌陀閣對峙者，如奉國寺；有以文殊閣與普賢閣對峙者，如善化寺；有以慈氏閣與轉輪藏對峙者，如隆興寺；有以鐘樓與經藏對峙者，如大相國寺，“左鐘曰樓，右經曰藏”。南宋五山寺院也如是。但唯獨不見鐘樓與鼓樓對峙之實例。

　　另外，遼代寺院的布局特色，還表現在主要殿堂都建在高大寬廣的月臺上，月臺前部往往對稱建造小亭，如大同上下華嚴寺的主殿，善化寺的大雄寶殿。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遼契丹民族的原始拜日信仰以東為上，現存的華嚴寺遺構由于曾一度作為祭祀遼王祖先的宗祠，其中主體建筑都采用坐西朝東的方位，不同于中原傳統坐北朝南的寺院建筑，具有濃厚的地域民族特色。公元1125年金人滅遼，積極吸收了遼在漢文化基礎上發展出的北疆文化，其中就包括佛教信仰。如金代巨剎朔州崇福寺的彌陀殿和觀音殿就為排列在中軸線上的兩座大殿，并且都建造在高大的月臺上，宛然遼風。

　　金代佛寺繼承發揚遼寺特色的同時，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經興起了禪宗的熱潮，名噪一時的禪宗五山十剎，不僅奠定了后世中國佛教禪宗的主流地位，也同時發展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禪宗寺院格局，即禪宗七堂。這種布局形式在當時應該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因為其建筑空間都依據實用功能來配置，拜佛、講經、坐禪，以及生活起居都被安排在以院落為單位的空間里，禪宗七堂的形式在宗教學上規范了僧人的起居，但在建筑學上卻開創了更加自由的院落組合。于是，隨著禪宗的推廣以及遼金相繼退出歷史舞臺，禪宗世俗化的寺院布局逐漸取代了遼金寺院那種強烈的宗教感，所以在后世北方的佛寺中也已很難窺到遼金時期那種頗有北疆之風而恢宏豪邁的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