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是指中國古代官員的辦公之所。在兩千年以上的歷史上，歷代王朝統治者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的理念，十分重視公廨的建筑格局與行政功能。在漫長的過程中，由于中央集權的不斷完善，公廨規制從分散而集中，建筑模式逐步統一。

　　明代公廨的形成來源

　　關于公廨的歷史記載，最早可見戰國時期。公廨最早被稱為官府。在東漢大鴻臚寺在改為佛寺之前為做官府，故稱官寺，又有“署”其稱呼。廨”這個詞語，最早可見東漢，經過南北朝后，用例逐漸增多。到了唐代，公廨、官廨、廨宇、廨舍、公署、官署、廨署、衙署、衙門等眾多稱謂，遂為普遍。

　　在眾多關于公廨的稱謂中，“衙門”“衙署”最為通俗。

　　關于公廨的眾多詞語，大多追溯于漢代，語義稍異。其后經過各朝代的詞語混用，伴隨著語義融合，逐漸相近，至少到了宋代，語義幾乎一致。明清時期，繼承宋元文化已為習慣并在使用。到新中國后，這些詞語均被“政府”取代了。

　　就行政區分而言，公廨大致分為中央公廨、地方公廨兩類。雖然本文主要論及的是地方公廨，但每個朝代地方公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公廨布局的影響，因此我們將看歷代中央都城與公廨的建設演變。通過歷代王朝的都城建筑演變，我們可知中國古代都城建筑文化的大致情況。由于歷史原因，秦代以前的公廨布局已不可考證。但能推斷出中央公廨大部分都設在宮殿內或附近，這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個傳統文化表現。

　　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

　　中國古代歷史上，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公廨建筑。但宋代以前，不管在中央還是地方，公廨建筑均處于或有或無的狀態。北宋初的中央官僚亦無公廨，遇出省急事，官吏僦民間屋暫住。

　　明代以前，公廨只不過“聽事”之所，雖然已定辦公與居住“合為一體”的建筑格局，但事實上，僚屬總在私第或民屋處理事務，每件事情“既然稽緩，又多所泄漏”。不難看出，宋元時期公廨對國家治理作用沒有明清時期隆重。由此，明朝嚴格規定了官方建筑形制范式明代公廨建筑格局與功能。

　　明朝建國伊始，公廨主要建設包括大堂及其左右耳房、堂前廊房等核心建筑。開國之初，正官和屬官集中住在公廨內并共同辦公。明朝君臣為了重建君臣關系而恢復社會秩序，在皇帝敕令、臣下奏議中多次鼓勵言事。明初開國時期政治氣氛相當開放。明代公廨大部分繼承前代公廨之基址，也并不允許建筑過于宏美。

　　除公廨之外，明朝還頒行天下一律建設各種國家政治禮儀性建筑：一是儒學，府稱“府學”、州稱“州學”、縣稱“縣學”，是教育府州縣生員的學府。太祖按“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重教思想，洪武二年十月，頒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其后都司、行都司、衛所、轉運司、土司皆按府州縣建儒學。

　　年齡15歲以上的生員俱照例送入學，明初規定，府學定員40人、州學30人、縣學20人、土官入學無定額，后來每府州縣往往超過定員。儒學形制基本是國子學)的縮影，廨修擴建行動相當頻繁，修建范圍以正堂、儀門、大門等已存的建筑物為主。大多數的地方公廨在宣德、正統年間因歲久或遇災頹壞，公廨修建當成了急要之務。還有公廨擴建行動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擴建屬官、吏胥辦房。明中期，在政治上官員間的上下關系發生變化。明朝府州縣正官需要嚴格遵守任期，也不得祖籍任職。在一個公廨中，正官畢竟是外人，然其屬官、吏胥都是本地人。正官對工作環境并不熟悉，日常政務繁忙，不得一任。很自然，各種職權對部下的依賴程度加深。

　　第二，重建宣揚性建筑，推行規格化。隨著明朝統治長久，公廨等官方建筑包含的“象征”角色顯然濃厚。為顯示明朝“一代之制作”和禮儀思想的雄厚，將建筑格局急需規格化。已前面說過，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建筑，雖然明初早就命令天下一律建置，但實際上或有或無。所以就明代而言，包括儀門、譙樓、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宣揚性建筑的有無或完整程度，可做一種規格化的標準。

　　第三，擴建后堂建筑，私人空間充實。大抵是上述二條件完成后，政治實用功能幾乎完備，可擴建開始涉及正官的后堂。雖是用以處理密事之所，但后堂本身是正官私人生活之所，此時期主要增置花園、池塘、客廳、廚房、雜屋、憩息、游玩、生活等與政治無關之所。以后堂為核心的建筑群，與大堂建筑群門墻相隔，成了一個獨立的院落。

　　明中期的長期政治動蕩，由于明世宗治世初期的勵精圖治，社會秩序稍微恢復起來。然也只是曇花一現，內患外寇、農民貧困等社會問題繼續存在，導致了財政危機更加嚴重、君臣關系相如水火、奸臣壟斷政權，明朝一天天腐敗下去，君臣彼此努力也無濟于事。最后，社會秩序崩潰，不能逃脫國滅的命運。

　　就公廨建筑政策而言，至嘉靖時期已成定制，其后雖各有傾圮、修建、新建等情況，但建筑禮制沒有太大改動。柏華先生所定為“嘉靖定制”此概念，正是恰當的。規劃定立后，公廨建筑政策達到了維持的階段。維持的手段大概有兩種：

　　第一，基于已存的機構，再擴建專門機構。公廨既是政治建筑，又有禮制建筑的側面，中國古代王朝對禮制有層層周密的規定，一般為了避免損害國家威嚴，既有增加、調整等積極行為較多，然很少有減少、廢止等消極行為。就府州縣廨建筑而言，通過梁柱、房數等調整增置各種機構。

　　第三，掛匾額，賜標語。如上所述，公廨規模擴大帶來了“象征”“威嚴”的色彩濃厚。隨著公廨建筑格局功能的規格化，明朝還企圖從禮制方面來加上官場的神威感，故各建筑物上掛匾額，賜予宣揚性的標語。掛匾額最代表的宣揚性建筑有牌坊。牌坊，對府州縣正官公廨的牌坊特稱“宣化坊”。

　　顧名思義，匾額上題的名稱目的是為了宣化臣民，從字面上表現官員廉政的思想。例如，河南內鄉縣衙博物館現存的牌坊有“菊譚古治”“忠廉坊”等標語。掛匾額，立牌坊，最早出現于明初時期，而明中期有的地方早已完備，然至嘉靖年間后因各地公廨機構齊全，便在全國普遍。同時，大門前的石獅像、照壁等附帶建筑也依次出現。這些設備雖然沒有實用功能，但既有標示的存在，又能夠讓百姓容易感受到公廨官界的神威感。由此，隨著“八字衙門”具備的象征面貌要素逐步齊全，名副其實的明代公廨終于徹底完成了。

　　然機構完備后，明朝立即政治糟糕，公廨不能維持多久實際意義。不可否認，明朝輕視公廨的態度對地方官員有很大的影響。至此，明朝官員的廉政思想，及明代公廨的“象征”“威嚴”角色，均已名存實亡。

　　明朝建國之際，嚴格規定了公廨建筑格局。按朝廷頒布的“范式”，各縣級以上行政隸屬普遍建設。明代公廨基于前代公廨的建筑特征，又受到了宮殿建筑和民間建筑的建筑模式制約加以規整。清代大部分沿襲明代的建筑模式，因有很大的普遍性，一般統稱為“明清衙署”。

　　在明朝統治下，既然設置府、州、縣等地方行政區分，就要急于建設公廨。作為明朝政治之“象征”，其興廢情況反映出明朝政治之復雜變局，也和地方政治關系密切。因此，談及明朝治國的運作情況時，公廨則成為無可缺少的一個政治環節。

　　明代公廨蘊含的“政治性”“精神性”極強，公廨以宣傳國家支配的威信為目的來建設，公廨能夠直接傳達中央集權的國家命運，并成為明朝統治之精神支柱。由于明朝中央集權的完善，公廨亦奠定了作為“宮闕之末”的歷史地位。因此，到清末基本繼承了明代形成的建筑模式和禮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