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貿易在華夏有著悠久的歷史。據《易·系辭》記載，神農時代，“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大概就是華夏最古老的集市。

　　古代，隨著都市的出現，商業貿易一般都在城里進行。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統一貨幣、度量衡，修馳道，更加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到西漢時，都城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貿易中心。當時，城市中的市場都有固定的地點，叫做“市井”。

　　據《左傳·隱公元年》記載，西周時期對各級城市的規模有嚴格的限制。對于城中之市，也有定制。根據戰國初年成書的《考工記》和考古發掘，便得知，當時城市里的宮殿、祖廟、社廟、市、居住區都是一個個封閉形的群落，宮殿區由高墻環護著，居住區也被劃分為整齊的方形的“里”“坊”，每一里或坊也都有高墻環護，只能由里門進出。市，也是一個由高墻環繞著的方形區域，市內除十字形或井字形連通四周的市門的主街道以外，還有若干里巷式的較小街道。街道兩側，排列店鋪與貨攤。沿街排列的店鋪稱“列肆”，列肆后面存儲貨物倉庫稱“店”，或稱為“邸舍”“廛”。那時，官府對市井控制很嚴，市內設有專職的門吏掌管；設置“市令”或“館長”管理，監督交易；還有專管治安的官吏。

　　直到唐代前期，官府對市場的管理都還很嚴，不僅嚴格區分商業區與居民區，而且還限定市場活動的時間，每天上午擊鼓三百聲開市，下午擊鉦三百下收市。這個市，只準具有“市籍”即具有商人戶口的商人及其他特許人員在里面設肆經營，而且只準在市內營業。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城中之市，實際上是“井中”之市，它只是城內呈井字形的特定區域。

　　隨著農業、手工業和交通事業的發展，人們開始在州、縣府所在地以外，交通方便或居民集中的地方進行交易活動，這些地方后來就逐漸形成集市。唐朝中葉以后，這種集市逐漸增多，宋代商業繁榮，集市貿易也更加發達。

　　古代集市的形式很多，有定期的常集，也有不定期的各種特殊集市；集市的名稱五花八門。就常集而言，據《五雜俎》載，嶺南人叫“虛”（墟），西蜀人叫“亥”，山東人叫“集”，而江浙人則稱為“市鎮”，不一而足；至于特殊的集市，名稱就更多了，如廟市（也叫廟會）、香市、花市、藥市、燈市等等。

　　集市交易的日期因各地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高低而各不相同。江南的“市鎮”很多是常市，“一月之中，靡無市焉”，嶺南的“虛”除少數“逐日市”外，一般都是“有常期”的，“虛期”或五日或三日，有的每旬四次。據《五雜俎》解釋，“虛”乃取“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時少，虛時多”之意。西蜀的“亥市”則按十二地支計算，逢“亥”日為集市日。有的集市，五日一集，輪回輾轉，間或有十天四集的。由于各地對集市的稱謂不同，所以對于上市交易的活動，有的稱為“趁墟”，有的稱為“趕市”，也有的稱為“趕集”。唐朝著名詩人柳宗元有兩句詩“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生動而形象地描繪了古代農民趕集的情景。

　　廣東的“四市”是有名的專業化集市。據清人屈大均《廣東新語》載，“藥市”在羅浮沖虛觀左旁，也叫做“洞天藥市”；“香市”，在東莞的寥步，凡各種生、熟“莞香”，都集中在這里出售；“花市”，在廣州七門，“所賣止素馨，無別花”，就像洛陽只稱牡丹為花一樣；“珠市”，在廉州城西賣橋畔（今合浦）。

　　古代杭州西湖的“香市”則是一種綜合性的大型集市。據《陶庵夢憶》記載，杭州西湖的香市每年“起于花朝（夏歷二月十五日，或說二月十二日），盡于端午（五月初五）”，不但時間長，規模也大。在這期間，昭慶寺“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

　　古代的廟市（也稱廟會）有點像今天的商品交易會，多在農閑時舉行。廟市一般是一年一度，為期約三五天，但也有一年數次，甚至每月舉行的廟會。尤其在宋代，廟市更是盛極一時。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每當大相國寺開放集市時，從大三門至內殿兩廊，各種商品陳列得琳瑯滿目。還有臨時搭蓋的鋪棚，進行交易。而明代北京的城隍廟市，出售的商品不僅有古今圖書典籍，商周彝鼎、秦漢匜鏡、唐宋書畫以及云南、廣東、江浙等地的珠寶、象牙、玉石、珍錯、綾綿等出售，而且還有來自外國的猩猩毯、多羅絨、西洋布等等，可視為國際性貿易的雛形。

　　最引人入勝的要數古時候的燈市。據《帝京景物略》記載，元宵之夜張燈的習慣，自漢代以來就有，明初“盛為彩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北京的燈市從正月初八開始，正月十三達到高潮，到正月十七才罷。所謂“燈市”即白天集市，晚上觀燈。每當入夜之際，華燈張放，五彩繽紛。更有鼓吹、雜耍、弦索等助興，臨朐人馮琦的《觀燈篇》形象地描繪了燈市壯麗的景觀，其中有“十二樓臺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之句，可見盛況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