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承載了太多的歷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創到完備、從鼎盛到衰退，科舉制就好像一條的纏綿的紐帶，從創立到廢除，維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

　　古代科舉考試作為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為普通讀書人鋪設了一條以考試躋身仕途的道路，也使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成許多士子夢寐以求的生動現實。

　　但是，只要有考試存在，舞弊現象就會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畢竟“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實在太過誘人。于是乎，不少人甘冒風險，通過一系列舞弊手段博取功名。

清焦秉貞狀元及第圖

科舉考試中的舞弊現象

　　自隋唐開科取士到清末科舉廢除，為了能夠金榜題名，考生的舞弊手段層出不窮，花樣百出，大致可歸為以下幾種。

　　01冒籍

　　所謂冒籍，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更改籍貫。古代選拔人才時，在所選人才與當地人口的比例上有所注重，各地的錄取名額，都有相應限定。因此便有了考生不在戶籍所在地應考，轉而投往競爭不太激烈的地方去應考。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記載，“按《登科記》，孫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南人，余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托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可見，當時的開封得益于優越的地理位置、行政地位，以及錄取名額遠高于其他地方等原因，很多士子便會選擇冒籍開封府考生來參加考試。再比如，清朝康熙年間，福建沿海各州縣童試競爭非常激烈，而臺灣錄取生員名額較多，因此福建考生就移民到臺灣參加考試。

　　另一種是更改自身資歷。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處于整個科舉考試發展史的初創時期，其脫胎于南北朝以前的察舉制，帶有一定的舉薦制殘余。比如，唐代的吏部選試對資格要求就比較嚴格，必須是有出身和具備資歷的人才才能參加選試。因此就出現了更改資歷的現象。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保存在中央的人事檔案散佚，許多考生便在出身和資歷上作假。時人紛紛感嘆，“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腳。”

　　打個比方，其性質就好比山西人仝卓第一次在北京參加高考失敗后，把自己的往屆生身份改為應屆生身份再次參加考試。

劉希偉《清代科舉冒籍研究》

　　02請托

　　“請托”也叫“通關節”，是最早的科舉舞弊方式。作為記錄唐代科舉制度和掌故的唯一專著，《唐摭言》將關節定義為“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也就是通過拉關系賄買考官，打通關節。科舉制初創時期，試卷成績并不是決定性的，主考官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因此，請托現象在唐代尤為盛行。士子們為了登第，“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肩接踵，冀落提攜之恩”。一旦找到了權勢通天的靠山，“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唐天寶二年，苗晉卿為主考官，為了阿諛御史中丞張倚，將其子張奭錄為頭名，玄宗聞之親試入等者64人，登第者十無一二。換句話說，肚子里有沒有墨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

　　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以情托。到了清代，這一現象更為嚴重，甚至出現了考官自己吆喝的情況。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大理寺左評事李振鄴被任命為同考官，考試入場之前他唆使別人在場外兜售關節條子，最終收到的關節條子多達25份，之后其將此事向別人加以炫耀。其他考官見狀紛紛效仿，收受賄賂，買賣人情，最后因中舉名額分配不公而東窗事發，也就是著名的“丁酉科場案”。

　　03夾帶

　　古代科舉考試中，最常見的作弊手法就是夾帶。買通考官、冒籍應考等舞弊方式，不是需要雄厚的金錢資本，就是得有廣大的人脈，并且牽涉的人員較多，比較容易暴露。而夾帶則不同，其隱蔽程度高，沒有很大的成本要求，連貧寒學子也能采用。因此，早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就出現了考生夾帶現象。

內藏暗格的鞋子

　　《冊府元龜》記載，唐省試時，不僅要嚴設兵衛監守巡察，而且要在考生入場時“搜索衣服”，以防“懷挾”作弊。兩宋時期，不僅入場時可以夾帶，入場后還可以再次夾送進去。“蠅書滿庭，莫之憚也。……傳義以線，從地行入，飲食公然傳入，彈園隨水注入，機巧百出”。可見，當時的考場之內，考生們用蠅頭小楷作的小抄到處可見，甚至連飯食都能進入。

古人的微型書

　　更有甚者，以“飛鴿傳書”的方式來進行夾帶。考生將試題卷筒讓鴿子帶出考場，等到在外面由高人答完由信鴿送回來，再讓考生謄抄。遼金時期，朝廷每臨三試，就詔派北部金人游牧騎射高手，守衛考場四周，見鴿子進出一律射殺。到了明清時期，夾帶之風愈盛。明代萬歷年間進士周元暐在《涇林續記》中描繪了當時考生夾帶的“盛況”，“場中傳遞懷挾，弊端無窮，其術甚巧。募善書者，蠅頭書金箔紙上，每頁一篇，工價三分。經書懼千，篇厚不盈寸二三；或藏筆管，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柱，夾底草鞋之類；又或用藥汁書于青衣袴上，毫無形跡，將壁泥上，施即拂凈，則文字立見，曰文場備用，每付價銀百兩。”清代也專門設置了火槍手在試場候命，見到鴿子就鳴槍，此即“射文隊”。

　　04槍替

　　槍替，也就是請人代考，代考人即為槍手。《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就寫到，“勾串提學衙門，買囑槍手代考。”

　　歷史上最有名的“槍手”要數與李商隱齊名的唐代詩人溫庭筠。溫庭筠“少敏悟，天才雄贍，能走筆成萬言”，是唐初宰相溫彥博的裔孫，可惜到了他這一代，家族早已沒落。沒有了祖蔭，溫庭筠便以紹繼遠祖功業為己任，試圖走科舉考試之路，用知識改變命運。可是由于其性格放蕩不羈、情商較低，縱然天資聰穎、才情萬丈，卻屢試不第。最終，長期的考試受挫、科場失意，且又無祖上余蔭、無人保薦的溫庭筠，看透了晚唐科場的黑暗腐敗，成為了一個不為名、不為利的頂級“神槍手”。唐代進士科考試，最為重視雜文一場。所謂雜文，就是一首詩、一首賦。溫庭筠才思艷麗、腹有乾坤，《北夢瑣言》卷四《溫李齊名》記載：“（溫庭筠）才思艷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也就是說，溫庭筠在考場中，只需要“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來回交叉八次，就能搞定一篇八韻，因此也得了個諢號“溫八叉”。

溫庭筠畫像

　　由于溫庭筠在科場中“打槍”打出了名頭、打出了威風，考官們頗為忌憚。唐宣宗大中九年，禮部侍郎沈詢主持貢舉考試，沈詢為了防止溫庭筠再次“出槍”，特意做了防范，給他專門設置了在主考官眼皮子底下的“VIP專座”，不與其他舉子相鄰。沈詢對自己的安排頗為得意，自以為萬無一失。《唐摭言·敏捷》記載的結果卻讓沈詢大跌眼鏡：“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余字。或曰潛救八人矣。”原來，考試當天，溫庭筠在監考官的“嚴密盯梢”之下，頗為不爽，草草寫了千把個字，提前交卷了，但是仍然神不知鬼不覺的搞了個“八連發”，救了八個人的場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科場的舞弊手段，遠遠不止上述4種，歷代士子們的表演可謂花樣繁多，還有“換卷”（調換答卷）、“易號”（涂改試卷編號）、“謄卷滅裂”（篡改原卷）等等，篇幅所限，這里不再一一贅述。誠然，有作弊自然就有反作弊的方式，下面我們來談一談科舉舞弊的處罰形式。

科舉舞弊的處罰形式

　　科舉，天下之公也。考生為了謀取私利而采取上述種種舞弊行為，極大地沖擊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淤塞了寒門知識分子通過科舉改變命運的道路，影響了社會秩序和封建統治。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保持科舉考試形式上的平等和政權的穩固，對科舉舞弊的處罰也就成為了重中之重。清代作為中國歷史上科舉考試制度發展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是離現今最近的時代，史料記載豐富詳實，在這里我們就主要談一談清代科舉舞弊的處罰形式。

明萬歷二十六年狀元趙秉忠考卷

　　經過歷代的傳承與發展，清代是科舉立法最為完備的時代，設立了以《欽定科場條例》《欽定武場條例》兩大專門考試立法為主，《大清律例》《大清會典》《禮部則例》《學政全書》等為輔的考務規范體系。即使是這樣，仍然有人鋌而走險，觸碰法律“紅線”。

　　就拿前文“請托”中講到的順治年間“丁酉科場案”來說。案發后，李振鄴等5名賄賣關節的考官以及2名作弊嚴重的考生被斬，查抄全部家產，各家老幼共108人流放黑龍江寧古塔，另有40名舞弊考官和士子杖責流放。下面我們就以表格的形式一覽清朝歷代科場舞弊要案。

清朝歷代科場舞弊要案統計表

　　由上可見，清朝可以說是科舉制度的最終完備時期，懲治措施極其嚴厲。在這里不得不說的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科舉舞弊案，也就是清朝以及科舉史上的最后一樁科舉舞弊案，案件的“主犯”正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

　　光緒十九年（1893年），為了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清廷在三年一次的進士考試之外，額外增加了一次考試，也就是所謂的“恩科”。說來也巧，此次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他與周福清是同年進士，而且私交甚好。為了讓兒子周伯宜金榜題名，周福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專門派家丁陶阿順持著自己的名帖去給主考官殷如璋送信。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恰巧主考官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在舟中議事，殷如璋拿到后感覺信封頗厚，知道此中必有“內情”，于是便沒有當場拆看。怎奈那陶阿順乃是鄉野村夫，不知人情世故，在外面左等右等見無回應，等得急了，便在船外大聲嚷嚷，說收了銀信為什么不給回條。殷如璋為了避嫌，只好當場打開書信。根據當時浙江巡撫崧駿的奏折得知，信封中裝了兩張紙，一書憑票洋銀一萬元等語，一書考生五人：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樣。又周福清名片一紙，外年愚弟名帖一個。周福清的信就是告訴主考殷如璋，他的五個考生和他的兒子，卷面上的記號都是“宸衷茂育”四個字。

　　事發后，殷如璋當場將家丁陶阿順下獄審問，并火速向光緒帝匯報。家丁很快就供出了周福清的名字。光緒帝對科舉舞弊深惡痛絕，親自批示：“案關科場舞弊，亟應徹底查究，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著即行革職，查拿到案，嚴行審辦……”，周福清就這么被革職下獄。緊接著，光緒皇帝又下一道諭旨：“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輒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以嚴法紀，而儆效尤。”于是，周福清被判為斬監候，兒子周伯宜的秀才身份也被革去，從此再也無緣仕途。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等六位督撫奏請立停科舉，推廣近代學堂教育，清廷詔準，科舉制壽終正寢。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承載了太多的歷史、文化的使命，由草創到完備、從鼎盛到衰退，既引發了唐太宗“天下英雄盡入吾榖中”的感嘆，也誕生了許多投機鉆營、皓首窮經只懂八股的腐儒，由此明代大儒顧炎武嚴厲批判，“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形式上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選拔出了出色的官員，間接維護了社會穩定。科舉制就好像一條的纏綿的紐帶，從創立到廢除，維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