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中國古代鄉里制度研究（一）

　　古代鄉里制度研究的理路與我們關注的問題，概括言之，學術界關于中國古代鄉里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路徑：

　　一是立足于政治學立場，從政治控制、行政管理的角度，考察王朝國家對于鄉村地區的控制手段、管理方式及其具體運行，控制與管理的效果，以及鄉里制度在統治制度中的地位與作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關于中國鄉里制度特別是保甲制度、鄉約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其明確的現實政治目標，主要是為國民黨政權重建農村秩序提供歷史經驗與借鑒，而其基本分析框架，則程度不同地受到當時的政治學研究的影響。

　　蕭公權先生是政治學家，尤長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故所撰《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的基本框架是政治學的研究理路—他從探察19世紀中國鄉村的形態和情況（控制的背景）開始，然后考察帝國如何控制和管理鄉村（控制的方式），最后檢討清政府的管制對鄉村的影響，以及村民對管制的反應（控制的效果）。

　　白鋼先生關于鄉里制度研究的設想，也基本上是從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出發的，故他強調鄉里制度在封建專制統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鄉里制度的運行機制和演變規律，也注重分析鄉里制度與人的復雜關系”，“注重從政治學的角度審視鄉里制度的特殊性質”?？刂婆c管理方式及其效果、控制過程中制度與人的關系、鄉里控制體系在國家統治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乃是此種研究理路最為關注的三個核心內容。

　　二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從社會組織、社會秩序、社會性質的角度出發，考察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在鄉村地區的實行，及其與鄉村社會組織、社會秩序以及鄉村社會性質之間的關系。這種研究理路，可以追溯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特別是日本學者關于所謂“村落共同體”的討論—討論各方均程度不同地涉及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與“鄉村自治”之間的關系，并將前者與所謂“行政村”相聯系，而將后者與“自然村”相聯系。清水盛光《“支那”社會の研究—社會學的考察》、旗田巍《中國村落と共同體理論》、和田清《“支那”地方自治發達史》、松本善?！吨袊迓渲贫趣问返难芯俊返龋际菄@中國歷史上的“地方自治”和“村落共同體”及其與王朝國家的鄉里控制制度間的關系而展開討論的，而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的組織與管理究竟以“行政村”（王朝國家的鄉里控制系統）為主，還是以“自然村”（村莊自治系統）為主，則構成了這些討論的重要內容與論者各自觀點的分野。

　　戴炎輝著《清代臺灣之鄉治》主要使用淡新檔案等文獻資料，考察清代臺灣鄉村社會的組織與管理方式及其差異，雖然也強調清朝制度在臺灣地區的實行，但歸結點主要指向“鄉莊”的自治傳統。受到此種研究理路的影響，歷史學領域從事社會史研究的學者，在開展不同時代地方社會史或鄉村社會史研究時，也一般將鄉村社會組織、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維護作為論述重點，而將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作為建立并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一個方面加以考察。

　　三是立足于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路徑，考察歷代鄉里制度的制定及其相關規定，如秦漢鄉里亭制、北魏三長制、隋唐鄉里與鄰保制、宋元鄉里都保制、明清里甲制與保甲制等，一般是就律令規章、文書檔案及碑傳等相關材料，考述鄉里制度及其實行情況。嚴耕望先生《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乃是此種研究理路的典范。

　　這種研究理路將歷代鄉里制度視作為歷代王朝典章制度的組成部分，在盡可能全面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細致考證辨析鄉里制度的相關規定、實行情況，分析其與戶籍制度、賦役制度以及土地制度間的關系，以期得出最大程度地切近于歷史真實的認識。

　　顯然，立足于歷史學的實證研究，乃是政治學、社會學（或社會史）視野下的鄉里制度研究的基礎。因此，我們的研究首先并主要是從歷史學立場出發的。同時，我們也試圖學習并吸納政治學與社會學的一些研究理路，努力將鄉里制度置入于王朝國家的統治理念、制度體系以及特定的乃至區域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具體地說，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將注意并突出如下幾個方面：

　?。?）鄉里制度的思想或理論基礎。作為王朝國家統治制度的組成部分，鄉里制度的思想或理論基礎乃是王朝國家的統治理念。如上所述，設計并制定鄉里制度的基礎乃是王朝國家對土地等生計資源的占有或控制，以及對于鄉村民戶的人身控制，其目標則是征發賦役和維護統治秩序。歷代王朝的鄉里制度都是在這一總體原則和目標上設計并制定出來的。

　　不同王朝、不同時段及其在不同地區實行的鄉里制度，必然是由具體的人或群體提出、設計出來的，而他們既有自身的政治理念，對于其所處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環境又有其特定的認識，其所設計制定的鄉里制度亦有其預設的實行區域，而這些政治理念、認識與對實行區域的預設，又必然會影響乃至決定著鄉里制度的具體內涵。因此，與諸種統治制度一樣，鄉里制度乃是一種“有思想（理論）的制度”，是統治理念、現實認知以及理想預設在制度層面上的體現。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將著意于對于此種“制度背后的思想（或理論、認知）”的探究與揭示。

　　總的說來，王朝國家設計、制定鄉里制度，在思想或理論上的關注的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主要依靠或使用什么人、以何種方式使用這些人，來實現對鄉村民眾與鄉村地域的控制。二是采用怎樣的原則和方式，編排鄉村民戶，使之納入王朝國家鄉里控制體系中。在第一個方面，漢唐時期，王朝國家主要依靠鄉村中較為富裕的民戶，任用他們擔任鄉里正長，從而形成所謂“鄉官制”；宋元明清時，官府則主要采用雇募、輪差等方式，使用不同層級的鄉村民戶，通過“差役”征發賦役，維護治安，從而形成所謂“職役制”。

　　從鄉官制到職役制的演變，是王朝國家在鄉村控制中主要使用什么人、怎樣使用這些人的變化，也是王朝國家鄉村統治方式的重要變化，其背后則蘊含著王朝國家統治理念的變化。在第二個方面，歷代王朝編排鄉村民戶所依據的原則與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戶口原則，即按戶口編排鄉里；二是地域原則，即按居住地域和耕作地域（即村落和田畝）編排鄉里。最理想的狀態是戶口與村落、田畝相對應，戶口居于村中、田畝處于村落周圍而系于戶口之下，官府只要進入村莊、檢括戶口，就可以控制田畝，征發賦役。

　　但這種理想狀態，即使在一個王朝建立之初，也并不普遍存在；而在逐步的變化過程中，實際人口與其戶籍屬地、著籍戶口與其耕作田畝相分離，遂越來越普遍。因此，王朝國家的鄉村控制原則，往往是從戶口原則出發，逐步向居住地與田畝原則演變。這種演變的背后，乃是統治者對于鄉村實際情形及其變化的認識，是“務實主義”的統治理念在鄉里制度的實行與調整中的運用。

　　（2）鄉里制度及其實行的區域差異。站在王朝國家的立場上，自然希望能將一種統一的鄉里制度推行到全國，在全國建立起一個整齊劃一的鄉里控制體系，從而實現對鄉村社會最大程度的控制。但事實上，由于其所要推行的鄉里制度，一般是以某一特定區域的社會經濟情況為基礎的（大部分王朝的鄉里制度主要是立足于北方地區鄉村的經濟與社會文化情況的），往往并未能充分考慮到幅員遼闊的中國各地區鄉村在經濟社會乃至歷史文化方面的巨大差異，所以，在將這種制度推行到全國各地區的過程中，往往會主動、被動地進行諸多調整，以使其適應不同地區具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環境，即“因地制宜”。

　　也就是說，王朝國家鄉村控制的總體目標，要求它在推行實施鄉里制度時，自覺地調整其剛性的規定，加以變通。這種變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根據不同地區鄉村經濟社會的實際情況，補充原先制度設計中未能予以充分考慮的部分內容；二是在盡可能保證目標實現的前提下，對制度規定的部分形式加以變通，甚至忽略。鄉里制度的目標主要是保障治安與征發賦役，這也是王朝國家賦予鄉里控制體系的主要功能。在保證這兩方面主要功能的前提下，王朝國家特別是地方官府往往默認甚至提倡根據地方實際情形，調整鄉里制度的具體形式。這樣，鄉里制度就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地方差異性。

　　在王朝國家的諸種基本統治制度中，鄉里制度（以及與之密切聯系的田制和賦役制度）的地方差異性表現得最為突出。鄉里制度的地方差異性不僅表現在其實行過程中，甚至在制度設計過程中，就盡可能充分地考慮到諸種地方特性或人群特性，并做出了相應的具體規定。然而，各種各樣的地方差異并未從根本上影響鄉里制度的統一性—雖然不同州縣之間的鄉里制度可能存在較大差異，但其基本結構與運行原則卻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鄉里制度在形式與運行過程中的差異性，與其基本結構和運行原則上的一致性，在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統治制度體系中，顯得特別突出。由此入手，討論中國古代制度的統一性與差異性，應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路徑。

　?。?）鄉里制度及其實行的社會意義。鄉里制度的實行，對于不同的鄉村民戶，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部分鄉村豪強或上等戶充任鄉里正長等不同名目的“鄉官”，或控制鄉村“職役”的差充輪當，或以不同方式干預、控制鄉里治安、賦役征發等事務，從而得以利用王朝國家的鄉里控制體系，擴展自身的經濟與政治勢力，提升其社會威望和文化影響力，進而主導諸種形式的鄉村社會組織，確立、維護、提升其在鄉村社會中的地位；大部分普通民戶（“良民”）接受或支持現存統治體系，作為編戶齊民，安分守己，納賦應役，乃是鄉里制度控制的主要對象；另一部分民戶則游離在鄉里控制體系的邊緣，或逃亡脫籍，或漏稅拒役，或聚眾抗爭，成為官府眼中的“莠民”乃至“匪”。

　　鄉里制度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規范”或“強化”了鄉村社會的階層結構：鄉村民戶與王朝國家體制間的親疏程度，影響乃至決定著其經濟社會地位，以及其在政治與文化體系中的地位—主動接受并支持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并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人戶，得以分享盡可能多的土地等經濟資源，控制賦役征發過程并盡可能在其中獲取利益，占據較好的政治地位，從而擁有更多的晉升機會與發展空間；忽視乃至抗拒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自居于鄉里控制體系的邊緣，則意味著受到王朝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制的“排斥”與“壓制”，從而失去在體制內發展的可能，甚至成為現行統治制度鎮壓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鄉里制度不僅賦予、確定鄉村民戶的“身份”，還大致確定其經濟社會與政治文化地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形塑”鄉村社會的階層，并影響乃至決定著鄉村民眾的“社會流動”。

　　王朝國家主導的鄉里制度與主要由鄉村豪強力量主導的、“自發的”諸種“鄉村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自來受到論者的關注。如上所述，二者在根本性的利益訴求與目標上是對立的、沖突的。然而，在實際的鄉村社會生活中，二者卻又表現為互相利用、支持以及融合、一致的形態，特別是以村落為基礎上的鄉村自治組織往往與鄉里制度設定的“里”存在著某種契合、對應關系。站在鄉村社會的立場上看，“鄉村自治”的傾向或傳統是鄉村自生的、內在的，因而也是持續的、穩定的，而王朝國家對于鄉村的控制及其制度則是從外部加之于鄉村社會之上的，并隨著王朝的興衰更替而變化，是“外來的”、外在的，因而也是不連續的、變化的乃至斷裂的。

　　因此，王朝國家要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就必然需要借助鄉村自治的組織或機制；而不同地區的鄉村為適應其自身的經濟與社會需要，所形成的自治組織與制度各種各樣，官府在將王朝國家制定的鄉里制度推行到不同區域的鄉村時，就必須“因地制宜”，即必然要適應各地方固有的鄉里自治組織的傳統。同時，鄉村自治組織或傳統畢竟是在王朝國家的總體制度框架內形成、運作與發展的，它也需要適應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甚至“主動”調整自身的結構與運行方式，以與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相結合。正是在這種“互動”過程中，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與鄉村傳統的“自治制度”逐步實現了“整合”或“統一”。在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的主導下，逐步實現對于各種各樣的鄉村自治組織或傳統的整合或統一，進而在總體上實現并維護著王朝國家鄉村控制體系在結構與運行原則上的一致性，乃是鄉里制度實行的最重要的社會意義。

　?。?）鄉里制度與鄉村政權建設?！班l村政權”乃是指鄉村的政治權力及其制度性安排。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在鄉村的國家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在鄉村地區的展開、運行與相關機制；二是鄉村自身的政治權力，即鄉村自生的權力及相關的制度性安排。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屬于第一層含義的鄉村政權，是王朝國家權力在鄉村地區的展開、運行及其制度性安排；而傳統中國的“鄉村自治制度”則是第二層含義上的鄉村政權，是鄉村自生的權力安排與運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中國王朝國家或帝制中國已經建立起不同形式的“鄉村政權”。

　　中國王朝國家政治權力結構的基層部分，亦即鄉村政權部分，乃是王朝國家政治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白鋼先生說：“鄉村社會實行鄉里制行政管理，這是古代中國不同于中世紀西歐的地方。”（已見上引）進而言之，系統的鄉里控制體系，乃是中國王朝國家將國家權力伸展到鄉村社會的結果和表現，是中國王朝國家政治結構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雖然控制的強弱在時間與空間上均有所不同，但總的說來，王朝國家通過不同形式的鄉里制度，將中國土地上的大部分民眾納入到王朝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中，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并構成了王朝國家統治的民眾基礎。

　　王朝國家鄉村政權的“合法性”在原則上來自國家對土地與民眾的占有和控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蕭公權先生說：“在中國的集權獨裁主義的帝制體系中，統治者對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都可以行使無限的權力，并決心行使這種權力?！彪m然事實上無法做到，但將國家權力施展于帝國統治的全部土地和所有臣民，一直是歷代王朝奉行不移的統治理念與政治目標。為此，歷代王朝均程度不同地致力于鄉里制度的實行，亦即“鄉村政權”的建設。

　　因此，開展中國古代鄉里制度研究，最重要的學術目標就可以表達為：一方面，站在國家政權的立場上，看中國王朝國家如何將其統治理念落實到鄉村區域，實行怎樣的制度，將廣大的鄉村地區和眾多分散的鄉村民眾納入王朝國家的統治體系中，并進而分析所謂“鄉村政權”在中國王朝國家政權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加深對王朝國家政治體制與結構的認識；另一方面，站在鄉村民眾的立場上，看鄉村民眾怎樣被納入王朝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系統內，他們具有怎樣的“身份”，承擔哪些賦役及其他責任，并如何看待、處理或利用與國家體制間的關系。

　　王朝國家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經濟是主導性的經濟形態，鄉民占據全部人口的絕大部分，而鄉村社會的特質與發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與發展方向。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是國家控制鄉村、實行統治的基本制度，對于鄉村社會更有著至關重要的“形塑”作用。

　　因此，關于鄉里制度及其演變的研究，不僅對于認識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政治結構、統治體系及其統治理念在鄉村地區的落實，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形成與演變的入手點。同時，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在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國家控制、管理或“治理”鄉村的基礎、目標、原則、方式以及具體的政策、策略也隨之不斷地做出調整、變化，并在不斷的摸索、調整過程中，逐步形成具有現代意義的“鄉村治理”理念及“鄉村政權建設”等制度性安排。

　　“鄉村治理”與“鄉村政權建設”的理念與制度性安排，主要是立足于近代或現代國家治理理念或政權建設思想與理論，乃是針對“鄉村”及其發展而提出的理念及開展的實踐，與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有著重要的或者根本性的不同。因此，我們把研究限定在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領域，而未及于近代以來國家的鄉村治理與鄉村政權建設。當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展開并發展的，是對于前者的繼承與延續，所以，研究王朝國家的鄉里制度及其演變，對于認識、理解近代以來國家的鄉村治理理念與鄉村政權建設實踐，摸索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與鄉村政權建設的道路，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