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紀至6世紀，中國處于混亂的南北朝時期，戰(zhàn)爭和民族大遷徙促使胡漢雜居，南北交流，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諸國的異質(zhì)文化與漢族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響，促使中國服飾文化進入了一個發(fā)展的新時期。

　　南北朝時期的胡漢服飾文化，是按兩種不同的性質(zhì)和方向互相傳移的。其一是屬于統(tǒng)治階級的封建服飾文化，魏晉時基本遵循秦、漢舊制;南北朝時，一些少數(shù)民族首領初建政權之后,鑒于他們的本族習俗穿著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顯貴,便改穿漢族統(tǒng)治者所穿的華貴的服裝，尤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帶式的漢族章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孝文帝的改制：486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帝始服袞冕;494年(太和十八年)改革其本族(鮮卑族)的衣冠制度；495年接見群臣時他就頒賜百官冠服。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其二是在實用功能方面比漢族統(tǒng)治者所穿寬松肥大的服裝優(yōu)越的胡服，向漢族勞動者階層傳移。北魏孝文帝曾命令全國人民都穿漢服，但鮮卑族的勞動百姓不習慣漢族的衣著，有許多人都不遵詔令，依舊穿著他們的傳統(tǒng)民族服裝。官員們“帽上著籠冠，褲上著朱衣”，連孝文帝的太子也私著胡服，從洛陽逃回平城，后被廢為庶人。

　　這是由于服裝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有民族的習慣性，鮮卑族原來的服裝樣式比漢族服裝緊身短小，且下身穿連襠褲，便于勞動。這種服裝是鮮卑族人民在長期勞動中形成的，孝文帝在推行漢化過程中未能中斷其在鮮卑人中的流行，反而在漢族勞動人民中間得到推廣，最后連漢族上層人士也穿起了鮮卑裝。

　　其根本原因，就是北方胡族服裝便于活動，有較好的勞動實用功能，因而對漢族民間傳統(tǒng)服裝產(chǎn)生了自然傳移的作用。在同一時期，西域各國商民來到中國經(jīng)商，在中國歸附定居的也不少。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曾談到當時“自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至，于大秦(羅馬)，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趨塞下”，“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shù)，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

　　南北朝時期這種胡漢雜居，來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的異質(zhì)服飾文化與漢族傳統(tǒng)服飾文化并存和互相影響的情形，構成了中國南北朝時期服飾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