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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門城樓資料圖片
作為一種文化創造，古代建筑隨著人類智慧的增長而發展，由最初簡單的抵御防護功能擴展為承載多種社會功能，富有多樣文化內涵，構成了中國意味悠長的建筑文化。我們的先民把數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僅使建筑中的數和天象、天文、陰陽、時令、地理、地利等融為一體，也借助于建筑中數的意象來表達審美、和諧、平衡、吉祥、美滿和等階的價值追求。
《周易·系辭傳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這一思想在中國古建筑尤其是宮殿建筑中被普遍運用，北京故宮分前朝和內廷兩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議事也就是辦公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動的場所；內廷是皇帝和嬪妃們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動的場所，這正應驗了天地陰陽、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學還創立了“陽奇陰偶”的數字奇偶觀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且特以九、六為陰陽的代表，規定奇數對應天，屬于陽性，象征吉祥、幸福、和諧與美滿；偶數對應地，屬于陰性，有陰冷和不祥的意義。中國古代有“九重天”之說，建筑構造“九”數的重復出現，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壇來說，它分上、中、下三層，第一層徑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層徑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層徑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壇的高度、壇面石塊、欄板數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陽數，暗合“太極”和“九重天”。
整個北京故宮建筑同樣從數的角度體現了陰陽相合、天地對應、龍鳳呈祥的意蘊。故宮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宮的中心所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分別立于漢白玉雕琢的三重臺階之上，太和殿九開間、進深五間，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數或奇數。故宮內廷以乾清門一線為界，以位于中軸線上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主體，東西兩側為東六宮、西六宮，大多用了偶數當中較好的數字“六”。內廷多用偶數，有兩宮六寢，體現了下方、后方、偶數、負數為陰的民間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數，成為五門、三朝之制，正表達了中國傳統以上方、前方、奇數、正數為陽的意蘊。
中國傳統社會常常借用數字來表達某種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歡偶數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們認為上下四方為“六合六運”之數，最為圓滿吉慶，因而借助與上下四方即天地相合的建筑數字用以滿足天地護佑、和諧共生、祈福求祥的期盼。作為山西省祁縣民居建筑的代表，喬家大院就是由六個院落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喬氏家族六六大順。
陰陽學家提出了“天圓地方”學說，認為大地的格局是四邊形，而“四”這個數字又被賦予“邊界”“界限”的意味。進入喬家大院的大門，一條八十米長的石鋪筆直的甬道，以“八”數定長度以求“四平八穩”，不僅與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相契合，也暗含著四通八達、和諧圓滿之意。北京四合院中的“四”為“四方”，象征“地方”；“合”為“閉合”，象征“天圓”。這一由“四”所表征的建筑符號呈現出有方有圓、有陰有陽的直觀意義，卻無不暗含著陰陽和諧、天地合一之意。可以想見，北京四合院正是借助于“四”這個數字的形象所指，表達了祈求圓滿的美好愿望。北京天壇作為大型的祭祀場所，其作用是向上天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而其建筑構成上的數字都暗合一年四季、日月星辰的數目，以求得實現與天地和諧、得天地護佑的愿望。
兩千多年的傳統中國社會，建筑這種有形的載體還被賦予了等級性。《易經·乾卦第一》中說：“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是帝王化身，故九、五為帝王之數，即人們常說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數中最大的數，代表皇帝的權威；“五”不僅來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數正中，代表皇帝坐鎮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權至高無上，從而導致中國封建宮廷建筑往往運用九與五兩個數字加以顯示。天安門城樓正面寬九間，門上裝有九路門釘，即縱橫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數，故宮房間為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太和殿巨柱高擎屋頂，為故宮中最重要的宮殿，其建筑構件之數量多取象征陽性的奇數，尤其力求九或九的倍數，力圖用數的意象象征并宣揚等級性。
北京天壇之圜丘作為祭天的場所，其幾何尺寸更是嚴格采用九數。圜丘中央砌一圓形石板，稱“太極石”。此石四周砌九塊扇形石板，構成第一重；第二重砌十八塊，第三重砌二十七塊……，直到第九重為八十一塊，都為九的倍數，目的是在不斷重復強調“九”數的意義。天壇祈年殿從臺明到寶頂全高為31.78米，合清代營造尺寸九丈九尺九寸。進一步擴展開來看，北京城中軸線從永定門、太和殿、鐘樓、鼓樓依次為九里、五里、一里，共十五里長。傳說我國上古行政區域有九個，是為“九州”，因此現在也有用“九州”代表中國。這些數字在建筑中的運用，正體現了我國古建筑文化的價值追求。
中國自三代社會，建筑就在類型、尺寸、數量和色彩等方面體現出“禮”的要求。無論是中國傳統單體建筑還是組群建筑，其空間形態和規格常用數字做出等級劃分。《禮記》規定“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于是建筑的臺階高低也成了等級制度的載體。中國古建筑的等級制突出地表現在間架數字化追求上，唐代《營繕令》規定：“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六、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可見，不同品級的官員能擁有的“間”“架”數量有著嚴格的區分。
（作者：李玲系山東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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