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相繼，但服飾面貌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唐代雍容華貴、張揚開放，宋代服飾式樣簡潔、樸素淡雅。宋代服飾風格形成的原因，除宋代統治者提倡簡樸、潔靜、不異眾的著裝觀念外，傳統觀點多認為主要是受理學的影響。

　　實際上，北宋時期理學并沒有形成，南宋時期理學興起，但只是一家之言，到明初才確定為官學，理學對宋代服飾風格的影響是有限的。因此，如果認為宋代服飾風格是受理學影響，倒不如說是受儒、釋、道三學共同作用影響的結果。三教通過文人的參悟，修行，影響了文人的審美觀念，并通過文人階層的影響力，擴大到整個社會。

　　整體而言，唐宋時期在科舉制度之下，知識分子有了進入社會上層的渠道，只是面臨的社會習尚有別。胡漢一體的唐王朝，胡氣大盛，尚武豪放，遼闊的疆土引起了士人馳騁沙場建立功業的愿望，“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唐代文人以穿窄袖緊身袍、腰中佩劍來表現崇俠尚武精神。宋太祖建立政權后，形勢大變，統治階級吸收了唐、五代以來武人擁兵自重的教訓，“興文教、抑武事”，提高文官地位，以文臣抑制武將，高級官員無論文、武皆由文官擔任，并且退休后享受優待。文官成為當時最好的職業。同時，宋代大興科舉選士，并且不問家世，使得寒門弟子有機會科舉得中走向仕途，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終被科舉選官制取代，真正打破了長期以來士族霸政的局面。

　　科舉中士成為整個社會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形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認知，中舉而仕的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成為文人的典范楷模。宋代社會興起的重學重教之風，推動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從上層至平民百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階層，他們與唐代多為士族出身的文人相比,文人意識更為自覺,更為強烈。在宋代崇文抑武的社會背景下，裝束表現自然不再崇尚武裝，而是呈現別樣的風采。

　　唐、五代時期，漢代以來儒家的傳統統治地位遭到摒棄。宋時，統治者認為不尊儒術是國家不能長治久安的原因，于是十分重視儒家經典的恢復與整理，據儒家思想制訂典章制度，但也不排斥佛教與道教。儒釋道三教匯通，極大地影響了宋代文人的價值觀。他們思想自由，立足儒家思想探求興國之道的同時，又可以道、釋闡悟人生，因此他們能超然地對待人生的榮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可通過建功立業來尋求個體的生命價值，也可通過內心的適意、自足、感悟、自由來實現生命的本來意義，人生價值的追求是多元的。

　　宋代社會，隨著文人思想修養和生命價值觀的養成，形成新的審美思潮，即追求平淡、自然、典雅。這種思想變化以北宋中期文壇領袖蘇軾最具代表性，其在詩、詞、書、畫的審美格調代表了文人的美學理念上升至新高度。李澤厚評價蘇軾美學思想說：“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并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

　　文人的審美理念影響、主導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他們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喧鬧與華麗，而是外呈平淡簡樸、內則深邃悠長之美，這種美體現于宋代各個藝術領域，建筑、繪畫、陶瓷等都以簡潔、素雅、清淡、含蓄為美，滲透著強烈的文人氣質。反映在日常服飾中，則表現為樸素清新、自然雅致的著裝風范，造型上要求簡練，面料上要求質樸，紋樣上要求自然生動。如宋代文人喜穿的褐衣、直掇、道衣、鶴氅、野服等，風格不再同于唐代文人所服的圓領窄袖袍，而是繼承傳統漢服的特點，交領大袖，寬身飄逸，即方便舒適，又不失禮儀；色彩上則多用淡色，如黃、白、青等，特別是白衣黑緣的服裝最多。宋代文人衣著與唐代文人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宋代以文人為中心的審美上升至美學的高層次。在這樣一個文人氣息濃郁的時代,世人因對文人儒士的崇慕而形成了仿效其服飾的風尚，文人服飾引導了時人的著裝風格，主導了社會審美意識。以女子服飾為例，在色彩上摒棄了唐代的濃艷華麗，主要以淡雅的間色為尚，如粉紅、淺黃、淡藍、青、藕色、墨綠、淡紫色為基調等，平靜淡雅之美。宋代上層婦女喜著郁金香根染的黃色，如宋詩中有“淡黃衫子郁香裙”、“六幅雙裙染郁金”之句。

　　另歐陽修《浣溪沙》中有“天碧羅衣拂地垂，美人初著更相宜”；宋人《五國故事》也載“建康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可見“天碧”色也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顏色，其恰到好處的淺淡雅致吻合了時人追求美的標準。“宋代講究的是細潔凈潤，色調單純，趣味高雅，它上與唐之鮮艷，下與明清之俗麗，都迥然不同。所有這些，體現出一個規律性的共同趨向，即追求韻味，而且彼此呼應協調，相互補充配合，成為一代美學風神。”李澤厚先生對宋代美學的評價，用于宋代服飾風格上也同樣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