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質生活中，衣冠服飾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在衣冠服飾上有極其強烈的反映，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國又與禮制相結合，并成為禮制的重要內容。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律例”、“典章”或“車服制”、“輿服制”、“喪服制”等各種條文頒布律令，規范和管理各階層的穿衣戴帽，從服裝的質料、色彩、花紋和款式都有詳盡的規定，不遺瑣細地區分君臣士庶服裝的差別，違者要以僭禮逾制處以重罰，這是華夏族的傳統。

　　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這說明我們的祖先自古以來就以衣冠禮儀的美譽“華夏”作為族稱，這既有重視儀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裝區分尊卑貴賤這一套規章制度，使森嚴的等級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華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這是中國服飾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原，滿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與漢人的服裝大異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統治者為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強制推行滿人的服飾，禁止漢人穿漢裝的法令非常嚴厲，堅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殺戮，這在各地引起軒然大波。最令漢人反感的是按滿族的習俗在前額剃發，后腦留發梳條大辮子。有的士大夫為了保持漢民族的氣節，寧可剃了光頭當和尚；有的在頭部畫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國衣冠；有的取名守發、首發，用隱諱的文字表達內心的憤慨。漢人的強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所謂“十不從”的對策，這才使剃發易服的民怨得到緩和，清代服飾也得以充分吸收漢族服飾的成就。

　　以官服為例，馬蹄袖、馬褂是清代官員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補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分別按品級的高低，繡以各類飛禽走獸，以這標幟突出官員在職能和氣質上的要求。與明代不同的是，這補子是繡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稱為“補褂”或“補服”，大褂的前胸是對襟的，補子也分為兩塊，禽獸的花樣與明代也略有差異，由于補子是在成衣后縫上的，對于邊角的加工更為精細，常常配以精致的花邊，突出了裝飾效果。

　　明代的烏紗帽到清代換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暈”花樣的多少，分出單眼、雙眼和三眼的級別。官員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層外三層，行袍、行裳、馬褂、坎肩、補服，重重疊疊，還要佩戴各種朝珠、朝帶、玉佩、彩絳、花金圓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瑪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級限定，連絲絳都有明黃、寶藍、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質料和顏色都要受到禮制的規范，違反規定的以犯罪論處，雍正皇帝賜死年羹堯，就有擅用鵝黃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縱容家人穿補服的罪狀。

　　將服飾的等級之別，縷分細析到極至。女裝雖然相對寬松，但精雕細刻無微不至，鑲邊有所謂“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多至“十八鑲”，在鑲滾之外還在下擺、大襟、裙邊和袖口上綴滿各色珠翠和繡花，折裥之間再用絲線交叉串聯，連看不到的襪底、鞋底也繡上密密的花紋。這樣重重疊疊，無所不在的裝飾效果，雖然有一定的美學價值，但如此繁瑣細密的包裝，是衣冠之治高度細密化的產物，這也使清代的服飾到了難以再發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對明朝服制的變更，對華夏族的衣冠形成沖擊，卻從未動搖華夏族的衣冠之治，因為在華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飾不僅僅是生活的消費品，也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這是物質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會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實際上是衣冠之別，有關種種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細部，維持森嚴的階級統治。所以清王朝服飾變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形制也是為了壓抑和淡化漢人的民族意識，加強清人的統治。正是因為如此，清王朝繼承、強化了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并摻進民族壓迫意識，形成清代的服飾制度。這也意味著當清王朝統治走向衰微，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飾方面再起風波。

　　到清末，王朝統治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滿漢文化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融匯，習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飾已經為漢人所認同，并形成新的服飾傳統，但是潛藏在清初服飾變更中的民族意識并末消亡。當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沖突激化時期，當初強制漢人剃發易服留下的民族創傷又重新復萌，成為漢人聯合反對清王朝的契機。太平軍揭竿而起，就以“蓄發易服”號召漢人反清，這對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