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化進程的重要區域。遼西地區的考古工作早在19世紀末就已開始，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肇始地之一。

　　最早在遼西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的中國學者是考古學家梁思永。1930年他主持完黑龍江昂昂溪遺址發掘后，轉道進入赤峰、林西開展考古調查。1935年，赤峰紅山后遺址出土了一批實物資料。1954年，考古學家尹達根據梁思永的建議，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定名。由此可知，紅山文化是遼西地區發現與命名最早、知名度最高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1981年，以孫守道、郭大順先生為代表的遼寧省考古工作者調查并試掘了牛河梁遺址，1983年開始正式考古發掘。女神廟、女神像、“五冢一壇”橫空出世，玉雕龍和斜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繼出土，震驚了世界。牛河梁遺址十六地點的發掘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正是由于牛河梁遺址的突破性發現，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了探索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重大課題，使得紅山文化成為研究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及中華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內容。

　　已經有社會組織復雜化的印證

　　經過長期的田野考古，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基本建立，依次為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而在公元前3300年之后的紅山文化晚期，已經體現出高度的社會組織能力，可以動員相當的人力、物力完成一些大體量重要建筑群的修建。

　　紅山文化遺址分布密集，是當時人口迅猛增長的標志，而聚落間的分級和超大規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現，是社會組織復雜化的印證。以20世紀80年代敖漢旗境內文物普查資料為例，全旗境內共發現新石器時代至銅石并用時代的遺址606處，其中單純的紅山文化遺址便有477處，約占遺址總數的78%。從遺址的規?？?，小型遺址僅有4000—5000平方米，大型遺址的規?？蛇_2—3平方公里。相比而言，小河西文化尚未發現大型聚落，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均不足10萬平方米，與紅山文化形成鮮明對比。

　　牛河梁遺址分布范圍達50平方公里，統一規劃，布局有序，建筑宏偉，出現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等標志性建筑，是紅山文化晚期已知規模最大的一處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遺址。積石冢內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邊緣墓之分，等級制度確立。玉器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品，多為墓主人生前使用，是墓主人社會等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標志物。制陶業高度發達，除日用陶器外，還出現了數量可觀的專屬祭祀用陶器。

　　從積石冢和祭壇的形制看，紅山文化與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之間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關系；但在祭祀遺址數量、規模、布局和位置的選擇等方面，紅山文化晚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是社會變革的有力證據。

　　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化加劇，等級制度確立。牛河梁遺址十六地點4號墓是目前所發現的規格最高的一座紅山文化石棺墓，砌筑棺壁的石板達17層，隨葬的玉人、玉鳳和斜口筒形器代表一種新型的高規格玉器組合關系，其中玉人、玉鳳系首次發現。而中小型墓葬的規模偏小，隨葬玉器的種類和數量也偏少。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

　　科學與藝術成就引人注目

　　紅山文化中、晚期，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漁獵—采集經濟依舊十分發達，穩定而富足的食物來源為人口的迅猛增長和手工業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的經濟形態中，漁獵—采集經濟占據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內發現的大量動物骨骼、魚骨，是當時人們從事漁獵活動的實證。興隆洼遺址第一地點發現了人工栽培作物遺存，經鑒定有黍和粟兩個品種，證明興隆洼文化時期農業經濟已經產生，北方旱作農業系統在距今8000年時開始形成，為紅山文化的興盛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從古環境資料看，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在距今6000年左右結束干涼階段，氣候轉暖，為紅山文化晚期農業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客觀保障。

　　紅山文化時期，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手工業分化日趨加劇，出現了從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與泥塑等行業的專業化人才隊伍。建筑技術的發展突出表現在大規模建筑群體的規劃與設計上。牛河梁遺址宏偉的規模及壇、廟、冢規整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紅山文化晚期建筑業最高成就的體現。

　　紅山文化時期的科學和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后者是社會繁榮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標志?？脊艑W家馮時認為，牛河梁第二地點三環石壇的外衡直徑為內衡直徑的兩倍，也就是說外衡周是內衡周的兩倍，說明冬至時太陽周日視運動的路徑和線速度應為夏至日的兩倍，這一現象與《周髀》的記述頗為一致。天文學知識的日漸積累，對于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紅山社會意義深遠。天文學研究成果為揭示遺址蘊含的多重功能提供了新視點。

　　紅山文化遺存對人物、動物的刻畫多采用寫實手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草帽山遺址出土的石雕人頭像和牛河梁遺址出土的雙目嵌玉片陶塑女神頭像與真人大小相仿，五官端正，神態逼真。豬首龍、龜、魚、鳥、鸮等動物造型的玉器成為紅山文化標志性器類，對動物體態的準確把握和精練雕琢盡顯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藝水準。

　　作為主要藝術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紅山文化早期晚段開始出現，至中、晚期發展成熟。彩陶紋樣全部為抽象的幾何形圖案，既有單一母題紋樣，也有復合紋樣，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廣泛應用。紅山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紅山文化陶器群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彩陶與壓印之字紋陶共存，徹底改變了本地區延續已久的壓印壓劃紋飾夾砂陶所占的一統局面。

　　博采眾長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推動力

　　進入21世紀，隨著考古新發現的增多和考古報告的出版，關于紅山文化的研究不斷深入。敖漢興隆洼遺址第二地點、赤峰魏家窩鋪、上機房營子遺址、朝陽小東山遺址的發掘，極大豐富了紅山文化時期房屋形制與聚落布局的認識。魏家窩鋪遺址是迄今為止經過正式考古發掘的紅山文化居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已清理出103座紅山文化中期及偏早階段的房址，聚落布局得以揭示。敖漢草帽山和凌源田家溝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的積石冢和祭壇，出土神態各異的石雕人像和成組玉器，為紅山文化晚期祭祀遺存和埋葬習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通遼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遺址的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石、玉器等遺物，為紅山文化哈民忙哈類型的確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紅山文化所處的遼西地區擁有獨特的地緣優勢，是連接東北平原與中原腹地的紐帶，屬于典型的文化交匯區。廣泛吸納，博采眾長，凝聚精華，是紅山文化社會變革的重要推動力。以“壇廟冢、玉龍鳳”為特點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是重要的文化成果，使距今5300—50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成為研究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