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景之治”的開創者，漢文帝劉恒的墓葬所在何處，似乎在歷史上早有定論。在陜西西安市東郊的白鹿原上，一個被人們稱為“鳳凰嘴”的地方，正是世傳的漢文帝陵所在。然而，進入21世紀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區域展開了大范圍的考古調查，卻并無收獲。

　　那么，“漢文帝霸陵”究竟在何處？2021年12月，國家文物局公布了漢文帝霸陵所在地確定為陜西省西安市江村大墓，而非史料記載的“鳳凰嘴”。這一成果解開了漢文帝陵墓位置的千古謎團，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

　　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陜西西安江村大墓與四川稻城皮洛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等入選。據了解，共有15個省份的20個入圍項目角逐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選，那么，西安江村大墓是如何脫穎而出的？目前漢文帝霸陵的發掘工作又進行到了什么階段？

　　對此，記者對話到霸陵考古親歷者、漢陵考古隊副隊長曹龍。雖然這并非曹龍參與的項目首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他還是非常激動。在他看來，江村大墓本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不僅由該項考古工作的意義決定，更是對整個項目的一次檢視。“出土的文物固然重要，但考古不只是為了‘挖寶’”，江村大墓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背后的意義，同樣被曹龍這樣的考古工作者所看重。

霸陵陵區航拍全景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江村大墓為何能夠入選？他歸結為四個重大意義

　　“江村大墓能夠入選的原因，其實就是江村大墓考古工作收獲的意義。”對“鳳凰嘴”是霸陵的否定、完成西漢帝陵的最后一塊拼圖、彌補了對于西漢帝陵形制發展演變的脈絡……自從江村大墓被確認為漢文帝霸陵，這些意義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曹龍告訴記者，其實這也是江村大墓能夠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理由之一。江村大墓考古工作收獲了哪些意義？

　　曹龍將其歸結為四點：

　　一是霸陵真正位置的確認，讓田野文物保護及考古研究工作有了明確的對象，也讓人們對于漢文帝的薄葬和節儉，有了新的認識；

　　二是明確霸陵不再是以“因山為陵”而作為西漢帝陵中的一個特例，重新審視在西漢帝陵形制布局的發展演變中的地位。霸陵的陵墓形制和布局上承長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啟陽陵、茂陵等陵園規制，是研究、探討以西漢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國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三是在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大量帶有異域風格的金銀器是先秦兩漢時期農牧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直接證據，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過程；

　　四是科學翔實的考古資料為漢文帝霸陵、薄太后南陵的保護、利用奠定了基礎。

霸陵考古親歷者、漢陵考古隊副隊長曹龍（左一）在工作中

　　出土文物并非界定是否能入選的唯一因素

　　“長陵雖然也有外藏坑，但是外藏坑的分布沒有規律。到了霸陵這里，每一個象征著官署機構的外藏坑，向心式分布在陵墓的周圍，這就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反映。”曹龍這樣解釋道。雖然《史記》和《漢書》等多部古籍都曾經記載了關于漢文帝的薄葬，但是此次霸陵地理位置的確認，才讓人們重新對這位帝王的“薄葬”有了直觀的認識。“漢文帝的薄葬，主要體現在‘減禮不減制’。一是霸陵‘不置封土’，地勢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石為界’，也不修筑高大的陵園園墻。漢文帝畢竟是一國之君，雖然可以‘減禮’，但是帝王的規制卻不能減。

　　另外，相對于漢高祖劉邦和漢惠帝劉盈的陵墓，霸陵還把加強王權的思想體現在了陵墓的營建上。”曹龍說。曹龍曾經參與了自2006年9月開始實施的西漢帝陵大遺址考古工作，該項目入選了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那時，陜西考古研究院對漢武帝茂陵、漢平帝康陵、漢元帝渭陵等西漢帝陵通過“全方位調查、大面積普探、重點地區詳探、關鍵部位試掘、高精度測繪及資料數據化”的工作思路，將田野工作與資料整理緊密結合，取得了較大成果。

　　曹龍回憶道，在公眾看來，這個考古項目并未發掘出什么重磅文物，但是，從考古學研究的角度來講，通過勘探測繪的工作，可以完備地了解、認識西漢帝陵構成要素的基本布局和內涵，并對此有了進一步的探索、研究。也就是說，出土文物并不是界定是否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唯一因素。

　　所以，在曹龍看來，這次江村大墓無論是否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都足以讓人激動：“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本質上是對考古項目的一個綜合考核，不僅要看出土的文物、研究的成果，還要看整個工作的方案是否科學規范、工作中有沒有通過多學科的合作去最大程度地提取遺址所包含的信息、考古資料的整理及發布是否及時、發掘期間有沒有開展相應的公眾考古及文化遺產保護宣傳活動等等。”這也就要求考古工作者不能僅僅局限于做好田野發掘，更要關注對發掘對象科學、合理的規劃，同時還要盡最大可能讓考古工作與遺址所在地域的文化建設及時結合。

　　比如，可以向周邊民眾舉辦考古工地開放日活動，讓民眾了解身邊的文化遺產，提高其保護意識的自覺性，“在評選中，評委們都會考慮到這方面的因素。”“因此，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入選，更重要的是參與、學習、交流、宣傳。”曹龍說。

江村大墓中出土的刑徒俑

　　霸陵考古進展如何？目前主要在做文物修復和資料整理

　　“目前，我們主要在做的是文物修復和資料整理工作。現已完成了《江村大墓考古調查和勘探簡報》及江村大墓墓主考證等相關研究文章。考古資料的及時刊發，能讓學界及公眾盡快了解到第一手的資料、準確的數據以及初步的研究結論。”曹龍介紹，江村大墓的田野考古工作目前處于暫停狀態，只是對薄太后南陵西北角的小型外藏坑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現場保護及整體打包提取。自2017年江村大墓考古工作開始以來，國家文物局先后批準發掘的共有6個發掘點。

　　江村大墓東北角的K15北段以及新批準的陪葬墓的發掘，是2022年度田野工作的主要任務。“從田野考古工作，再到室內文物修復保護，整理資料、編寫發掘簡報和報告，這是一項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同時，對發掘過后的遺址的保護性回填或后續的展示利用，需要由地方政府邀請相關專家共同評估、規劃。”曹龍提到，希望在考古發掘結束、霸陵遺址的保護規劃出臺后，能夠繼續推進申報霸陵考古遺址公園建設。

　　無論是建設博物館，還是考古遺址公園，曹龍覺得霸陵遺址具備多重優勢。首先，霸陵遺址位于西安市近郊，區位優勢非常明顯；其次，發掘出土的刑徒俑為西漢帝陵外藏坑首次發現。體現西漢手工業精湛水平的銅齒輪、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具有草原文化因素的金銀車馬飾件等文物也都是非常好的展品；再次，遺址所在區域的旅游業、觀光生態農業都已發展得比較成熟，同時區域內還有多所高校，這也是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重要依托和目標。

　　此次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讓原本就炙手可熱的霸陵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曹龍說，相信隨著后續工作成果的刊布和霸陵遺址保護規劃的出臺，對江村大墓所在的整個霸陵遺址區域的保護和展示工作，很快也會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