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全國文物較多的省份之一，地上文物——古建筑、石窟寺、摩崖造像等遍布全省各地，其中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代建筑為數甚多，素有“中國古代建筑的寶庫”之稱，所以本章節主要以山西古建筑的實物資料為依據，進一步分析山西古建筑柱礎石的分期特點。

　　(一)戰國、秦、兩漢、三國時期

　　這一時期，山西地區有關古建筑柱礎石的實物資料目前掌握的不是很充實，所以不能隨意評鑒。但山西以外的地區，此時期隨著石料的使用逐漸增多，已有了石質柱礎。

　　秦代出現了方1.4米的整石柱礎。

　　漢代柱下的礎石多為方形，雕琢粗糙(四川彭山崖墓)。孝堂山石室正中立一個八角柱，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為礎，這種形狀如倒置的櫨斗在兩漢畫像磚多有表現，外觀特征碩大粗壯。

　　(二)兩晉、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時期最重要的石窟山西省太原市的天龍山石窟，大同市的云崗石窟，都顯示出石工的高超技術，無論在大規模的開鑿上或在精雕細琢的手法上，均達到一定的水平。

　　天龍山16窟于公元560年完成，是這個時期的最后階段的作品。柱礎石出現了蓬瓣的形式，它的前廊面闊三間，八角形列柱坐立于雕刻蓮瓣的柱礎石上。

　　大同市云崗石窟的柱礎石也具有其鮮明特征，窟內當心間的平柱，以坐獸或覆蓮為柱礎石，而兩側角柱則用覆盆柱礎石。如果將此時的柱礎石與柱身及櫨斗，以高度衡量，約是柱底徑的五倍到七倍，與漢代崖墓中相同構件比較，更顯得清秀。窟外室外廊柱所用的柱礎石，下作高座，疊澀形狀如須彌座，座上四角出忍冬草，向上承包柱腳，草中間置飛天和仙人。

　　這一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在建筑上產生了深遠影響。為佛教服務的裝飾紋樣大量出現，先前漢代流行的車騎，狩獵和云紋等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植物為主，像蓮花、忍冬、飛天和纏枝花等已經成為兩晉，南北朝的基本紋飾。此時作為柱礎石的裝飾，蓮花己是首選的題材。蓮花是佛教的圣花，其源雖出于印度，但其蓮瓣形的雕飾，則采用于希臘之“卯箭紋”。以蓮為喻，是佛教對民俗愛蓮心里的迎合，它出污泥而不染，潔身而自凈，有助于吸引信徒，弘揚佛法。南北朝蓮花的表現形式也豐富多彩，有單線、雙線、寬瓣、窄瓣；有寶裝、凸面、單獨、連續，可以說是舉不勝數。

　　(三)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五代時期石質材料在建筑領域廣泛應用，其雕琢的技術也達到了相當熟練程度。特別是唐代的建筑藝術，在南北朝成就的基礎上，使建筑與雕刻裝飾進一步融化提高，創造出了統一和諧的風格。

　　太原天龍山石窟，雖創始于北齊，但隋、唐兩代添鑿頗多，其中隋開皇四年(公元584年)的石窟，為天龍山石窟中規模最大者。這是少數隋代石窟還鑿有外廊的實例。該石窟自廊通內室之門，為圓券頂。券面作尖拱形。券腳承以圓柱，柱腳托以蹲獸，這種蹲獸式柱礎石，是北魏、北齊以來，常見的柱礎石形式。

　　唐代的柱礎石有一個明顯特征，無論是簡單的覆盆柱礎石，還是雕琢蓮瓣的柱礎石，整個形體都顯得矮平。

　　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南禪寺正殿各柱下施素平的青石柱礎。佛光寺正殿比南禪寺正殿晚七十五年，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此殿前檐石柱下有寶裝蓮花柱礎石，其余都是素平的石柱礎。

　　唐代柱礎石蓮瓣紋樣的使用講究變化，就是在一座寺院內柱礎雕飾蓮花的圖案種類也不一致，特別引人注目。山西省臨猗縣莊武廟，就發現有三類蓮花圖案的柱礎石，其中有的雕著簡單的覆蓮瓣蓮花，有的蓮瓣尖翻卷著，還有的蓮花怒放彎曲，構成了復雜的圖形。據記載這座莊武廟創建于唐末乾符六年(879年)，雖然不能認為這些不同蓮花圖案的柱礎石是同代所造，但至少說明唐末柱礎的雕飾己經有了新的發展。

　　由上可知，唐代柱礎石的雕飾題材以蓮花多見，其雕飾風采體現在蓮花豐盛，情趣交融，紋飾造型，大膽簡化。它符合唐代圖案的總體結構，在平衡和對稱的布局中取得安定諧和，細部雕飾也極具變化之能事。遠望清晰，近觀耐看，從而使整體與局部達到了有機的統一。

　　(四)宋、遼、金時期

　　這一時期建筑領域在石結構技術方面，具有高度的工藝水平。宋《營造法式》專門有石作制度，其中規定柱礎石的做法就有四種形式。第一、素平柱礎——平面方石；第二、覆盆柱礎——方石上雕凸起如覆盆；第三、鋪地蓮花——雕蓮瓣向下的覆盆；第四、仰覆蓮花——鋪地蓮花上再加一層仰蓮。

應縣木塔附階19號柱（遼代）

　　《營造法式》造柱礎之制，還規定：礎方為柱徑之倍，覆盆高為礎方十分之一，盆唇厚為覆盆高十分之一。

　　從山西古建筑實例看，本地區宋、遼、金時期的柱礎石，以素平的平礎(不出覆盆)為最多，其次也有覆盆柱礎，有的覆盆也雕飾蓮花，牡丹，甚至鳳凰圖案。個別的柱礎石跳躍出宋《營造法式》的有關規定，創造出同時期遺物中罕見的珍品。至于仰覆蓮花柱礎石，此時期尚未見到實例。

　　太原晉祠圣母殿，重建于北宋天圣年間(公元1023一1032年)。圣母殿各柱之下皆設柱礎，除兩山和背面檐柱十根被砌人墻內隱不可見，前檐明、次間四柱施童柱未觸及地面外，其余四周廊柱，前檐二角柱和前槽柱(共計三十四根)的柱礎石全部敞露在外，青石雕造，素面覆盆式，由礎盤，盆唇，覆盆三個部分組成。礎盤為方形，每面寬74-83厘米，覆盆高8-13.5厘米，以此與后來宋《營造法式》對比，礎盤邊長略不足柱徑之倍，但覆盆高度達到或高于礎方十分之一。由此可見，此時雖《營造法式》尚未頒布，但柱礎石的做法還是很講究的。在臨猗縣莊武王廟的宋代柱礎石上雕飾鳳凰圖案，其刀法精細，紋樣秀美，閃爍出宋代石雕的藝術光彩。

　　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創始于遼代，重建于金代。柱礎石為灰砂崖石制成，素平無飾，覆盆較低，覆盆高出礎盤6厘米，礎石為方形，大小不等，較小者邊長120厘米，較大者邊長134厘米。以較大者計，約合柱徑的兩倍。從其柱礎的形制和制作手法觀察，當時沒有進行嚴格的選材和加工。

五臺山佛光寺文殊殿（金代）

　　朔州崇福寺彌陀殿建于金代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殿身內外柱底皆設石料柱礎。檐柱和殿內后槽、兩山金柱之下以料石作柱礎石，柱礎表面素平無飾，并與地面齊平，無覆盆與柱質之設，此殿料石柱礎平面尺度多數不足柱徑的一倍。唯有不同的是前槽金柱之下設雕花覆盆柱礎石，礎盤方形，邊長100厘米，恰是柱徑的一倍，礎盤上覆盆高凸，雕剔地纏枝牡丹紋，是典型的金代作品。

　　蒲縣東岳廟獻亭四角柱礎石，其精湛的石雕藝術讓人過目不忘，這是金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五月蒲縣郭下村石匠劉霖造。礎盤四角雕寶相花，覆盆上各雕行龍三條，從“龍串福貴”到“龍串流云”再到“龍躍海濤”，構思巧妙，圖案清晰，魚、蝦、龜、花卉，雕于其間，曲折柔麗，躍躍欲動，是金代遺物中少見的佳品。

　　(五)元、明、清時期

　　山西古建筑柱礎石在元、明、清時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既有傳遞荷載的功能，又發揮著隔潮的作用，還起著美觀的效果。

　　山西省芮城縣永樂宮無極門(龍虎殿)的柱礎石雖然沒有雕飾圖案，但在制作上還是代表了元代的風格，十四根露明柱均用素覆盆柱礎，柱礎石見方，礎徑為68厘米，與柱徑相比，不足柱徑的兩倍。永樂宮三清殿露明柱礎同樣用覆盆柱礎石，柱礎石見方90厘米，厚8.5厘米。柱礎石的直徑不足柱徑的兩倍，可見已經跳躍出宋代《營造法式》的規制。

襄垣文廟大成殿（元代）

　　在裝飾風格上，元代柱礎石有兩種特點，一種特點是精細、工整并且繁復，這種雕刻特點，顯然是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的，表達他們愛好和思想。另一種特點是粗放樸實，不求形式，雕飾簡練，瀟灑自如，這是出自于民間的一種風格。

　　明代柱礎石種類較多，歸結起來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說明，第一種類型的特點是柱頂石上加質，柱頂石下沒有柱座與覆盆，這一時期質的形式有兩種表現手法，一種是宋代質的變體，柱頂石與質多呈八角形，外觀簡潔大方，這種柱礎石在山西農村地區的民居和祠堂建筑中常常可以看到，此類表現手法自明代初期沿用到了清代。另一種質的表現手法是八角瓜棱形，中部有束腰，束腰的底部作成覆盆的式樣，這種柱礎石可以說是用一塊石料做成，各個部分是連成一體的。瓜棱的形式是從蓮瓣演變而來，明代中期前棱角園鈍，束腰略粗，整個比例墩實有力。到了明末清初，棱角顯明，束腰略細，外觀趨于纖巧，瓜棱上刻有卷草、如意等花卉，有的柱礎石瓜棱上部疊刻多層蓮瓣形線腳。

　　明代柱礎石第二種類型的特點是底部為八角形柱座，上置蓮瓣覆盆，或者在柱座上放置一個圓盤形石質。柱座多雕刻圭腳卷草圖案，圓盤形石質上雕蓮枝花草。明代山西柱礎石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底部方形柱頂石縮小到了幾乎與柱座等徑，這樣整個柱礎石是由一塊石料制成，以便施工。

　　在圖案設計上，山西明代柱礎石趨于定型化和規格化，吉祥紋樣盛行，圖案內容有花鳥、人物、山水、器物和天象，其中以花鳥為主，各種纏枝圖案，婉轉流動，千姿百態。牡丹、荷花、菊花的運用各具特色，大多是正面，半側面、和側面描繪，這種表現手法突出了花卉的特征，枝梗常用雙枝托花，顯得花朵壯實，枝梗生動。

　　到了清代，山西柱礎石的裝飾圖案更加精巧與工細，為前代所不及，只是工巧有余，生氣不足，呈現出一種繁沉巧密的風格，雕飾內容，取材廣泛，寫生折枝花鳥較多，纏枝、散點、折枝、錦上添花、一枝花等屢見不鮮，這一時期吉祥圖案更加盛行，清代晚期成幅的走獸、花鳥、山水在柱礎石上時有出現，達到了“圖要有意，意要吉祥”的地步，此時圖案構思的基本形式有三種，以名稱諧音表達；以圖案形象表示；個別圖案用附加文字說明。當然也有少數的圖案采用平衡手法，生動活潑，與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習用的謹嚴對稱技法，有著明顯的區別。

　　清代柱礎石式樣在山西地區變化繁多，出現了單層、雙層、三層等數種柱礎石，單層的柱礎石多為鼓鏡式，這是受當時官式手法的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柱礎石形式，常在寺廟建筑見到。而民居建筑的柱礎石突破了這個影響，不受限制，柱礎石形式豐富多樣，像雙層的柱礎石，下層多為方形、八角形，也有用覆蓮狀做底層，上層多為鼓形。三層的柱礎石上、下兩層多與雙層相似，僅是在中層加用方形、八角形的石墩。

　　山西解州關帝廟的柱礎石是清代上乘之作。結義園中的君子亭檐柱和金柱之下設青石鼓形柱礎，礎石高低并不相等，前檐柱礎石高18.5厘米，除了鼓石高14厘米，下部雕刻4.5厘米高的覆蓮瓣磉墩，集唐宋蓮瓣柱礎與明清民間鼓形柱礎于一體，造形設計別具一格。

　　君子亭兩側面及后檐柱礎石高11厘米，僅鼓形礎石外露。金柱柱礎石高3.5厘米，僅保留鼓形礎石上半部，近似覆盆式柱礎。關帝廟雉門的柱礎石更加反映出清代石作技術和藝術的高超水平，該建筑的柱礎石設置于前后檐柱和中柱之下，除了中柱明間鼓形柱礎石倚地設置，前后檐柱礎石皆雕華美的磉墩墊托，柱礎石高71厘米，下部是束腰須彌式磉墩，磉墩為方形，高45厘米，磉墩上部邊緣雕刻圓形仰蓮托盤，托盤高8厘米，盤上為圓形鼓石柱礎，鼓石高18厘米，鼓石的腹部直徑有53厘米，鼓石上、下沿直徑43厘米，周沿外側雕鞔鼓釘蓋一列，周邊剔地突起雕刻各種花紋圖案，四個正面分別雕飾壺、缽、匣、罐、琴、棋、書、畫、香爐、花籃、插瓶、筆筒、瓜果、仙桃等，四斜面雕飾牡丹紋飾。

　　鼓石以下仰蓮托盤略向內收，直徑47厘米。托盤之外倚蓮瓣于磉墩四角各雕刻小石獅一尊，小石獅伏地而臥，頭向朝外，獅體之下為正方形的磉墩，磉墩底部雕刻龜腳，束腰四面分別雕刻著各種立體動物形象，有虎、象、馬、牛、羊、猴、鹿等，動物傳神，靈性可見，雕工簡練，圖案逼真。

　　總而言之，山西古建筑柱礎石的造型與結構是各代沿承又變化相異，沿承傳襲，反映了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傳統，變化相異，表現了各個時代不同風格和特征，掌握這個規律，是我們認識和辨別古代建筑，繼承歷史所積累的藝術和技術成就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