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伯施曼是國際學界公認的第一位以現代科學方法記錄、考察并著書，向西方介紹中國古建筑與文化內涵的德國建筑學家與漢學家，長期致力于我國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

　　他歷時二十多年，行程數萬里，跨越廣袤的中華大地，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記錄和圖像資料，出版了至少六部論述中國建筑的專著。

　　《中國建筑和宗教文化》（三卷），正是伯施曼關于中國古代建筑和文化研究的代表作。

　　伯施曼的中國考察顯然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眾所周知，19世紀后半期以來，伴隨著西方國家東進殖民的過程，各國學者也陸續來到中國內地，對各種文物古跡遺存進行考察。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考察混雜著多重動機，既包括對東方文化的興趣，也包括對東方文物的覬覦以及向東方殖民的政治意圖。

　　以往學界較為熟悉的是當時各國在中國西北地區展開的考察活動。如德國在1902—1913年，由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分別率領的四支吐魯番考察隊，在我國新疆地區獲取大量古代藝術品和文獻材料。

▲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和當地居民留影（中坐者：格倫威德爾右靠墻者：勒柯克）

　　和英國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科萊門茲、科卡諾夫斯基、科茲洛夫、奧登堡及日本的大谷探險隊一樣，他們除了獲取大量中國古代文物文獻之外，也留下了豐富的考察記錄。

　　除了西北考察之外，西人的考察范圍也擴展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在伯施曼之前踏遍中華大地的德國學者是地理學家、地質學家馮·李希霍芬，1868年到1872年，他先后七次走遍了大半個中國。

　　回國之后，從1877年開始，他先后發表了五卷帶有附圖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這套巨著是他四年考察的豐富實地資料研究的結晶，對當時及以后的地質學界都有重要影響。

　　伯施曼的考察和研究則有不同，重點在中國古代各種建筑及其背后所蘊藏的歷史文化精神。

　　清末的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變，身為異國人的伯施曼很早就意識到保存文化遺產的緊迫性：

　　“可是，就像強占國土一樣，白種人同樣會強迫中國人接受現代化的機器與建筑，其本土文化傳承由此不復存在。寺院淪為瓦礫，寶塔化為廢墟，一如它們今日正在經歷的這般。”

　　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是站在尊重彼邦文化的立場上力圖保存中華文化傳統的，“感謝數千年來幾乎未曾改變的內涵傳承，原始而古老的素材被完好保存在中國的風俗、禮儀與建筑之中，呈現于我們眼前。我們需要做的，僅僅是認真閱讀、感悟這些素材。”

　　《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德]恩斯特·伯施曼著

　　本書第一卷中，作者選擇了觀音菩薩的道場浙江普陀山，對普陀島的概貌進行了介紹，重點對普濟寺、法雨寺、佛頂寺的建筑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記錄，并在此基礎上對各寺及島上的宗教生活進行了詳細的解說。

　　《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之普陀山》

　　作者在考察法雨寺玉佛殿的觀音像時，就歐洲與中國在雕塑領域所秉持的藝術觀作比，指出與歐洲重視藝術品本體相反，中國的佛像雕刻卻具有生命內涵與現實意義。

　　他認為，中國匠人并不完全遵照自然主義寫實風格，對佛像進行一板一眼的臨摹重復，而是傾向于以某種藝術風格，很多時候甚至是較為奇偉瑰麗的風格，將神祇形象與普通凡夫區分開來。

▲佛頂寺大殿主壇

　　在他看來，中國人是藝術風格塑造與表現領域的大師，“西方的自然主義雕塑只是喪失了創作意義與生命動力的呆滯物體，而反觀中國雕塑藝術品，雖然其風格略為固化，在不同文化圈的西方人眼中稍顯千篇一律，卻仍然彰顯著生命力與表現力，是一個富有生機的活體。這也許就是‘理念’對陣‘形式’的勝利。”

　　作者對中華文化的熱愛與尊重之情，溢于言表，類似的例子在書中多處可見。

　　“所以，趕在這些含義深刻、樣式繁多、常常令人嘆為觀止的中國構造建筑杰作，還未在種族交流大潮中，如明珠蒙塵般被完全拋棄湮滅之前，我們應當以繪畫、文字、照片等形式，保留下它們的光芒。很遺憾，中國大地上的建筑此刻已直面消亡的威脅，因此，時不我待。對建筑師而言，這項科學研究更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作者說出了自己的期望，“若德國人能將自己的勤奮與資金投入到這項夢幻的任務中，通過有條不紊的研究，在中國建筑藝術領域做出卓越貢獻，那么這將是1900年遠征在科學、藝術領域帶來的后續影響，也將成為在建立穩固的貿易關系之外，遠征結出的另一枚耀眼碩果。如果我們的政府能放眼長遠，引領中國藝術史研究，世界學術界將因此受益良多，德國人民將因此受益良多。”

　　本書第二卷中，作者以祠堂為研究對象，參照歐洲梳理建筑及藝術文物的思路，按地域省份分類，有計劃地歸納整合這些傳統的中式廟宇。

　　《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之祠堂》

　　從早期的堯、舜、禹，到著名的歷史人物介之推，三國時期的劉備、龐統、諸葛亮、趙云、關羽，從象征國家級祠堂的文廟到地方氏族的宗祠，通過作者細致入微的記錄，人們得以窺見數千年來中國的民眾如何從普通生活中提煉升華杰出人物與非凡事件，將其在宗教層面奉為神祇并賦予其神話色彩，得以窺見滲透進中國這片土地中的方方面面的宗教觀念。

　　這些祠堂的建造，使得古老的英雄人物至今還有血有肉地存活于大眾之中，使得后世的記憶永遠鮮活如新，由此整個民族本身也成為一段鮮活的歷史。

▲成都府武侯祠，位于蜀主劉備墓前方開放式二號門廳

　　地方建筑如何體現“仁、義、禮、智”的國家思想學說，真實的歷史人物如何被民間記憶而進一步神圣化，神圣而不可褻瀆的英雄人物如何高高凌駕于眾生之上接受后世膜拜，又如何維系著基層與國家之間的紐帶，端賴作者如椽妙筆而再現。

　　在第三卷中，作者系統描述了550多座寶塔和塔群，將它們按照形制、所在區域和歷史排序，勾勒出了中國寶塔建筑的大致面貌，并試圖從中窺見中國佛教的歷史走向，堪稱“中國寶塔史第一次得到系統的梳理，呈現出它的全貌”。

　　《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之寶塔》

　　作者除了利用傳統的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外，也利用了當時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如瑞典學者喜仁龍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編著的《中國佛教史跡》等，為全面展示中國大地上的寶塔建筑藝術奠定了極為深厚的基礎。

　　作者清醒地認識到系統整理不同時空寶塔資料的難度，為了避免研究可能會走上歧途，作者首先要從寶塔的形制著手，嘗試將造型完全相同或近似的寶塔歸在一起，從而對寶塔進行形制上的分類，將各種不同形制的寶塔由過渡的造型聯系起來，同時注意到不同歷史時期某些特定造型的寶塔與某些地區的景觀密切相連。

▲福建福清縣大塔

　　通過將每種形制的寶塔按照時間和空間的邏輯關系進行梳理，并為之找到相應的實例進行分析和歸納，才有可能去分析遼闊的中國大地上單座寶塔及塔群之間的相互聯系，并為描繪中國寶塔的整體圖景打下基礎。這無疑給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研究方法。

　　正如李希霍芬的《中國》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直接促成了民國政府成立了地質研究所，開始了全國范圍的地質調查，確立了民國地理學和地質學的基礎一樣，伯施曼的《中國建筑與宗教文化》系列同樣具有學科奠基開拓的意義。

▲西安大雁塔

　　由于戰火硝煙、歷史變遷等導致的古跡消逝，伯施曼的照片、拓片及臨摹的圖畫，成為中國諸多文物古跡、偏遠地區少見甚至是唯一的原始資料，給當時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按圖索驥和繼續研究的目錄，成為后人無法逾越的中國古建筑史領域的里程碑。

　　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與林徽因等人對中國建筑史的研究，都深受伯施曼學術成果之影響。

▲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在天壇祈年殿合影

　　今次，中國畫報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本套書，可謂獨具慧眼，而譯者認真細致的翻譯與補缺工作，尤其值得表彰。

　　自2005年以來，海德堡大學藝術史專家雷德侯教授領銜開展了新一輪的中國佛教石刻調查與研究，主編《中國佛教石經》系列書籍，正陸續面世，而本書的出版發行無疑正續寫著中德學術交流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