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5年里，唐大華與1000多處古建筑合過影。

　　合影里，他不會像游客那樣比出“V”字手勢，也很少是畫面的主角。在那些不同年代不同規模的建筑面前，他身形極小，小到五官都看不清楚，有時干脆只有一個背影。

　　他把自己當作參照物，只為讓人看清這些古建筑的規模，以及“破壞成什么樣”。

　　在他的分類里，被損壞的古建筑分為兩類：“已死的”和“將死的”。這幾年，唐大華見過的“死法”各異：有的失火后，燒得只剩幾堵墻，想斷代都斷不出來；有的年久失修，任憑“雨打風吹去”，最終只余幾根柱子；有的遭遇“改建”，一年后卻原地拔起一座嶄新的仿古建筑。

　　還有一些古建筑主體仍立在那里，但屋頂或墻壁開了大洞，壁畫斑駁起皮，或是被人用刀割走……像是茍延殘喘的老人。

　　不過，唐大華覺得只要還剩“一口氣”，就有救回來的可能。

　　2013年，唐大華在微博上發起了一個“隨手拍救古建”的活動。如今，他的7個微信群里，有近2000名像他一樣的古建筑愛好者。

　　這些人從事各樣的工作，古建筑是他們的共同愛好，總有人會把自己見過的受損古建筑的照片發給大家去鑒別。47歲的唐大華也并非專業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在家鄉山東德州，他經營一家IT公司。

　　唐大華不時把受損古建筑的照片發到網上。久而久之，他被人冠上了“盯子戶”的名號。

　　“盯子戶”盯上的很多是沒有文物保護“級別”的古建筑。他反復去，反復拍照，反復發帖。為了呼吁修繕，有一處古建筑，他去了17次，拍了17次。

　　唐大華說，我們只能盡最大努力保護古建筑。“留下的基數越大，才能流傳得更久。這不是選擇誰生誰死，而是讓更多建筑活下去”。

　　“孫悟空”的眼睛戴上了“美瞳”

　　探訪古建筑之路，唐大華常常是獨行。

　　從山東德州出發，開往山西長治需要6個多小時。他的汽車里裝的大多是餅干、方便面、火腿腸等速食，以及一臺他都記不得型號的相機。

　　很多古建筑在山村里，唐大華常要開車在山路打轉，有些山路的一邊就是懸崖峭壁，開車有點像“走鋼絲”。

　　可唐大華認為“山路比直道好玩”，自己“心里有的是興奮”。

　　十幾年前，他買了建筑學家梁思成著的《中國建筑史》，當時“如讀天書”。

　　他想去找找那些建筑，而山東的古代木結構建筑稀少。他盯上了有“中國古建筑博物館”之稱的山西。中國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說法。

　　他效仿梁思成與古建筑合影，可他不像梁思成一樣有助手幫忙拍照。他的助手是三腳架和快門遙控器。

　　隨著鏡頭越拉越長，他拍到的遭遇劫難的古建筑也越來越多。

　　到了2010年，唐大華終于忍不住了。“我能干什么呢？只能是發出來呼聲，無論大小。”

　　剛開始，他零散地在微博發出古建筑受到破壞的照片，可結果就像把一顆小石子扔進大海。

　　于是，唐大華把自己拍的照片整理發到博客上。他學著像一只藏獒一樣盯著一處受損古建筑，一旦盯上就“咬住不放”。他說，憑借自己的能力，只能是“能救一個是一個”。

　　他曾經17次探訪山西長治市布村的玉皇廟。

　　當時，玉皇廟院子荒廢了很久，大門樓坍塌后被堵死。唐大華只能翻墻而入，當他走進大殿，立即被房梁上碩大的斗栱所震撼。他幾乎看了每一處構件，判斷這極有可能是唐代建筑。

　　唐大華開始頻繁地呼吁保護玉皇廟，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重視。

　　隨著探訪的次數增多，玉皇廟也逐漸發生變化：

　　第五次探訪時，“工人正在搭建彩鋼板圍墻，院子里的雜草也清除了”。

　　第八次，寺廟已經有了院墻的包裹，還有了新的大門，“多了兩位戴紅袖標的文保員”。

　　第十次探訪的前幾天下了大雨，前殿內沖下來的瓦有十幾塊。唐大華的心揪了起來，琢磨著應該先把防雨棚搭起來。

　　第十二次，天上下起了小雨，唐大華看見工人正在搭防雨棚。

　　第十七次，大殿基本修繕完了。

　　那是唐大華最近一次和玉皇廟合影。他覺得自己對它的使命已經完成。

　　可并非每一處受損的古建筑都能有這種幸運。梅佳和唐大華一樣清楚這一點。

　　7年前開始，這位80后攝影師和他的團隊走過了山西400多座寺廟。一群年輕人扛著沉重的攝影器材，在一座寺一待就是兩周，拍攝里面的壁畫。

　　他們的鏡頭下，破壞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有的破壞是以“保護”的名義：管理員用玻璃替換了寺廟原本的窗戶紙。結果濕氣散不出去，壁畫開始受潮“起殼”。

　　有的寺廟，善男信女敬獻給佛像的袈裟多達25層。梅佳解開這些袈裟時，需要像對待嬰兒一樣輕柔，因為“這些佛像特別脆，怕給壓塌了”。

　　梅佳甚至見過一些令他哭笑不得的壁畫修補。

　　壁畫造型是女身，新修的臉卻給“開”成了男臉；一個看上去是西游記主題的壁畫里，“孫悟空”的眼睛被修成了日本動漫中的“美瞳眼”。

　　不過，這些都與偷盜造成的破壞程度相去甚遠。

　　梅佳曾聽守廟人講過自己的經歷：一群人開著車到來，下來幾個人，把守廟人綁起來；有的一夜之間，房頂上的麒麟雕刻就沒了，走廊被瓦片砸出了坑……

　　就連梅佳自己也差點成了盜墓現場的目擊者。拍攝間隙，梅佳在一個寺廟外的草地上睡覺，旁邊就是一片墓地。

　　等他返回寺廟，卻聽到身后一聲“轟隆”巨響。正是墓地的方向，他過去一看，自己躺過的地方炸出了一個大坑。一輛汽車正駛向遠方。

　　守廟人對他說：“還好你沒在，要不然當時就給撂倒了。”梅佳想要報警，可守廟人告訴他：別打了，沒用。

　　梅佳能夠理解這些常年在深山里生活的守廟人的無奈——“不能說”，因為一說“更倒霉”，可能落下個“保護不力”的責任。

　　幾年間，團隊成員沒少經歷與古建筑的告別，“有的建筑上次來還好好的，下次來的時候，就給暴雨沖倒了。”

　　不過，其中一位成員說，他從來沒想過是在給它們拍“遺像”。這些在歷史長河中的建筑，在他眼中是“永恒”的，而自己能做的只是讓它們能夠“延年益壽”。

　　“我們不能說文物太多了，就放棄一些不知名的，搞得跟考重點大學似的。現在留下來的寺廟，不過是古代中國的一小部分。”這位成員站起來，稍顯激動地說。

　　這些人在說起古建筑損毀的種種現狀時，激動得停不下來：寺廟里的塑像身首異處、壁畫里的人臉被摳走、石墩或屋頂裝飾被拆走……

　　盡管梅佳覺得自己并沒有能力阻止古建筑被破壞，但他覺得，給這些古建筑拍下照片，也是在“拯救”它們。“記錄下藝術和歷史，后來人總能用上。”

　　唐大華更看重的是影像作為證據的威懾力。

　　有一回，山西壺關縣一個寺廟丟了一對石獅。當晚唐大華和志愿者找到了拍過的那對石獅的照片，在網上發起了“文物的回家”話題。

　　第二天，這對石獅立在了村口。

　　盡管不知是不是照片起了作用，可唐大華相信，“如果有資料的話，對賊有很大的威懾力”。

　　名字里加了“保護”，卻毀掉了

　　在唐大華見過的所有破壞現場中，他認為最不可原諒的一處，是對山西高平市傘蓋村張仙翁廟的破壞。

　　在他拍攝的照片里，張仙翁廟只剩四面磚墻，幾座殘存的配殿墻上還有山水花鳥畫，有的壁畫已經被泥漬侵蝕得一干二凈。最為珍貴的金代正殿完全塌毀，僅存前檐一角。

　　從高平回來，唐大華一直在想：這些木結構建筑非常脆弱，可能十幾年缺乏維修就會出現問題。金代建筑留存到今天已經有七八百年，歷朝歷代經歷無數修修補補。然而現在成了“文物保護單位”，名字里加了“保護”，卻毀掉了。

　　“看到哪處文物破壞了、被盜了，就說文物部門不管。我們也心寒，但是有些東西真是無能為力。”高平市旅游開發服務中心副主任兼市博物館館長李達文不止一次表達了無奈。

　　與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交流過程中，李達文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這個東西是麻煩事。”

　　52歲的李達文從事文保工作已30年。據他介紹，高平的不可移動文物數量超過1300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超過100處，其中國家級文物有20處，這一數字超過了直轄市上海和著名的古城平遙。

　　可是，這20處國家級文物，沒有一處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

　　當地臨時雇傭了100名“文物管理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一年的工資只有4000元左右。

　　李達文所在的部門，以前叫“文物管理中心”，后來改成“文物旅游局”，再后來是“旅游服務中心”。他說：“如今，文物科也就一個人，我是分管的，算倆人。”

　　為了看守高平市博物館里的文物，李達文每個月有10天需要睡在辦公室里。他的辦公室放了張單人床。

　　過不了多久，李達文要開始準備下一批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工作。

　　他擔心的不是申請不到。他嘆了口氣說，“什么‘保’多了壓力也大”，因為“經費不夠，管理上不去”。

　　根據山西省財政廳公布的數據，2011年，省財政投入文物保護的經費只有0.33億元，2012年增加到0.62億。

　　盡管山西正努力增加投入，但仍與經濟發達地區相去甚遠。2012年，北京市政府用于百余項文物修繕的撥款是10億元，幾乎是山西省同一年的16倍。

　　反觀兩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數量：北京128處，山西452處。

　　李達文說，自己所在部門一年的文物維修經費不到50萬元，而一些寺廟的整體維修少則100多萬，多則四五百萬元，“吃”得上專項資金的文物是鳳毛麟角。

　　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

　　“有沒有可能不只靠政府，而更多發揮民間的力量？”唐大華想要找出一條路。

　　他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所有人負責修繕、保養。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有損毀危險，所有人不具備修繕能力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幫助；所有人具備修繕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繕義務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給予搶救修繕，所需費用由所有人負擔。”

　　“我走過的很多山西鄉村小廟都是村子的集體財產。這意味著很多長期無人問津的低級別文物，修繕責任落在了村委會頭上。”唐大華這么認為。

　　2014年，他走了山西的十幾個村落，北到忻州，南至長治。這些村子的共同特點是，村里的年輕人大都在外打工，成了以老幼為主體的空心村。村集體收入寥寥無幾甚至是零收入。

　　唐大華發現了一個規律：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人越少的村子，面臨的問題也更多。

　　他認為，這些建筑能“活”到現在，靠的主要不是政府，而是民間力量。現在農村空心化了，不少建筑又成了文物“保護”單位，只能依靠政府。

　　2015年，《山西省社會力量參與古建筑保護利用條例》立法工作啟動，擬通過減免稅收和開發利用等優惠政策，鼓勵、吸引社會資金進入文物保護領域，解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文物保護單位古建筑外的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古建筑、民間博物館的保護利用問題。

　　關于修繕問題，李達文坦言：“好多東西都是矛盾的。”他說，提倡自資維修，就需要規范，這就要求厚厚的設計圖紙、設計方案，最后還需要通過專家論證。

　　為了說明問題，他打了個比方：“如果我只有30萬元的修繕資金，光研究論證可能就花掉了20多萬元。”

　　唐大華在山西遇到過一些文物保護單位，屋頂漏了，本來只需幾千元就可以修好，但這幾千元卻不知道找誰去要。

　　“咱們的文保單位都是靠國家養，小問題無暇顧及，只能等到它出大問題，再拿出大修經費。這段時間只能硬抗。可如果小修到位了，大修的周期肯定會大大延長。”他說。

　　為了尋找拯救古建筑的路徑，唐大華的鏡頭伸向了國外。

　　今年5月，唐大華帶著相機去了一趟日本京都。

　　在世界文化遺產下鴨神社的門口，他看見一張簡易的桌子，桌上放著一捆捆黑色樹皮。

　　在日本，唐大華常看見用這種樹皮做成的殿宇屋頂。他查閱一些資料，發現這種樹皮叫做檜皮，做屋頂大約20年更換一次。

　　作為自愿給下鴨神社的“奉納”，捐贈一束掛面那么粗細的長條檜皮只需要500日元。

　　唐大華開始留心這些“奉納”的價格，發現無論是祈福的木牌，還是送給神社的酒，價值很少超過1000日元。

　　他認為，這種低門檻，反而有利于民眾在文物保護上貢獻力量。

　　在京都觀看“三船祭”時，唐大華見到了“蘭陵王入陣曲”表演。他的第一反應是興奮。他曾聽說，這首曲子古時傳到日本，在中國失傳。

　　可是身為山東人的他，又馬上陷入到某種悲哀中，因為就算“蘭陵王入陣曲”傳回中國，也不可能是中國風格的了。

　　他惋惜，作為中國文化重要載體的寺觀，成了戒備森嚴的“文保花瓶”和僅供參觀的“木乃伊”，很多里面有的只是不懂文物的“管理員”。

　　他甚至懷疑，多年沿用的文物保護方式是否已經過時。他認為，如果繼續以“保護”的名義，把一些有條件開放的古建筑關起來，只會把“非物質文化”抽干，留下一具木乃伊。

　　在日本，唐大華看到不少被認定為“國寶”的木結構古建筑，里頭照樣掌燈點蠟。他相信肯定有某種“開著門”保護古建筑的方式。

　　在他的愿景里，唐大華希望自己可以不再拍攝古建筑的破敗，而是記錄它的美好。

　　他年輕時，曾跑到40多公里外的河北景縣去看一座舍利塔。在他的記憶里，那60多米高的塔身給一個年輕人帶來的震撼，是任何書本都沒法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