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建筑與蘇作工藝的形成與蘇州優越的生態環境和地理條件、經濟的繁榮發展和獨特的人文條件密切相關。
蘇州位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太湖之濱,長江南岸入??谔?,京杭大運河貫穿全境,具有通江達海的便利。
蘇州境內水道縱橫、水網密布、河港交錯、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食則稻魚菱藕,居則枕河人家,行則舟橋兩便,業則漁殖蠶桑,是聞名遐邇的魚米之鄉。
太湖沿岸叢山間的太湖石、花崗石和茂密樹木以及陽澄湖畔的細泥等自然資源,為蘇式建筑和蘇作工藝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源和條件。
蘇州的經濟、文化至北宋益見繁盛?!秴强D經續記》載:“自錢俶納士至于今元豐七年(1085),百有七年矣。當此百年之間,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實太平盛世也。”高宗南渡后,政治、經濟中心南移。
至明代中葉以后,蘇州城市經濟更為活躍,手工業快速發展。其時,蘇州戶口數與京師糧賦數居全國一百五十九府之首,不僅商賈云集、工技比戶、物通南北,而且世風醇厚、文化發達,乃有“天上天堂,地上蘇杭”之譽,至清康熙時期愈顯舉國之首地位。
清隱士沈寓云:“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span>
蘇州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西晉“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亂”和宋代“靖康之變”促成了三次北人南遷。大量精英或世居,或流寓蘇州,使蘇州成為文人涌聚之地,學派林立,文化昌盛,人才輩出。
據有關資料證實,自隋朝到清末,蘇州一地涌現出一大批進士和狀元,尤其明清兩代,蘇州出了30多名狀元,上千名進士,僅清代就有蘇州籍狀元26名,進士600名,占江蘇省一半以上。
他們衣錦回鄉后往往不惜巨資營造深宅大院及私家花園,由此刺激了與生活起居及文化消費相關的手工藝的興盛。加上一些失意文人,包括貶謫、隱退的官吏,無心爵祿的名士、崇尚風雅的儒商,也紛紛建造私家花園,既從中安享山水之樂,又免跋涉之勞,并由此贏得心理和精神的撫慰。
明清兩朝的蘇州文人在造園造物上投入了巨大熱情,他們間接或直接參與了大宅或私家花園的建造以及室內陳設從設計到工藝的意匠,以詩入園,以畫入境,滲透了他們的文化修養和藝術追求。
明本計成《園冶》說,“世之興造,專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諺乎?”于是社會上的文人擔當起了造園造物的策劃者,一些富有智慧的匠師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詮釋文人意識與文人審美的傳播者和實施者。
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畫派繼承宋元文人畫之長,開創了傳統文人畫和市井文化雅俗相融的一代新風。經歷了明初政治打壓的蘇州文人,以孤傲的心性不愿再混跡于官場,于是修身養性、放浪情懷,寄情于山水、田野和市井,追求寧靜、高遠的畫風。
這種文人的意識和修養,對當時的蘇式建筑和蘇作工藝都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指導作用,也影響著普通市民的心性,使蘇州的造物帶上了文人文化的印跡。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歷年間的書桌上鐫刻的“材美爾堅,工樸而妍,假(借)爾為馮(憑),逸我百年”的四言詩,就表達了文人的心跡。
皇室工程和官府作坊的影響和帶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香山幫”一代泰斗蒯祥曾于明永樂年間帶領工匠群體晉京營造了眾多皇室重大工程,如天安門、午門和乾清、坤寧兩宮;明正統年間,又策劃領導重建三大殿、五府六部衙署及御花園建造,皇城中文武諸司的營建也大多出于他的擘劃,先后被授職“營繕所丞”和工部左侍郎,食從一品俸祿。由此帶動了“香山幫”營造技藝的更臻完備。
北宋崇寧年間,朝廷就在蘇設立造作局,南宋建炎元年(1127)又設織錦局。明洪武元年(1368),朝廷在蘇設織染局,洪武元年(1368)又設織雜局,止于天啟七年(1627),歷時259年。清順治三年(1646),朝廷在蘇重設制造局,一直延續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歷時260年。由工部掌管的官營作坊和內務府掌管的專供皇室的作坊從全國征調工匠,其中有大量的蘇州工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準許輪班工匠全部征銀代役以后,應班工匠有機會進入民間。清順治二年(1645年)匠籍制度被徹底廢除,工匠擁有了自主權。
明清兩朝宮廷工匠制度的變化,極大地刺激了工匠們的創作熱情,也帶動了蘇州民間制作工藝的提升和完善。
明中葉以后,伴隨著商業化滲透,蘇州從官宦、商賈到市民的思想和生活觀念發生變化,對生活藝術化的向往,對流行時尚的追求,促進了蘇作吸收他人長處,不斷創新的意識。各地流寓蘇州的工匠帶來的工藝文化融合到蘇州文化的各個層面。
蘇作與徽作在建筑及裝飾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流寓蘇州的徽州工匠將徽派磚雕的雕鏤風格及人文特色帶到蘇州,使蘇作磚雕和徽作磚雕在形制與工藝上有不少共同之處。
蘇式家具引入我國北方家具的一些長處,如明代以來蘇州地區木工慣用的兩個家具構件矮老和卡子花(矮老即用于輔助支撐臺面框的短柱,卡子花即帶有裝飾的矮老)就是吸收了北方的優點。
又如蘇州木雕吸收金華木雕以寫實手法運力奏刀的特點,改變了本地雕刻花木葉子筋脈從葉頭刻起為從葉根上刻起的方法,再如從各地建筑雕刻上的“結子”變化出百吉、如意、花籃等幾十種雕刻圖案與裝飾方法,等等。
蘇式建筑和蘇作工藝是蘇州地域特定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的產物。
這種人文是以人為本,在人創造文化,文化向人生成的長期歷史積淀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文化精神,既是文化藝術風格特色的外在標志,也是文化主體人格通過藝術語言的外在表現,深刻地折射出錦繡江南的歷史、人文、民俗、審美和技藝等多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無愧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