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伐木造屋是一項重要的生產活動，從木材的砍伐、集運到加工均有著明確的規定，砍伐有時節，集運有方法，加工有規制，為的便是減少耗費，防止材盡。

　　宋《營造法式》卷五·大木制作二：“凡方木小，須繳貼令大；如方木大，不得裁剪，即于廣厚加之……”；又卷十二：“務在就材充用，勿令將可以充長大用者，裁割為細小名件”。明代朝廷也對此有直接規定，據《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宗六年（1431年）曾下令曰：“各廠所貯材木初采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糧賞方得至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而工匠斵小用之，罪亦不貸。時近有以其事聞于上者，故以此諭之”。

　　由此可見，歷代朝廷都十分重視對木材的使用，主張物盡其用，杜絕鋪張浪費。一根順直、無瑕疵的大料，需要漫長的生長期，為了滿足封建統治階級的需求，工匠們不得不竭盡所能，從而促使木結構技術不斷發展。為了降低整料梁的消耗，逐漸發展了小料拼大料的方法，如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合柱、繳貼”即為拼合柱、包鑲梁，但大規模的、普遍的使用拼合材料，則是明清以來。拼合作法的流變不僅在于實踐經驗的累積，還與材料供給條件，建筑生產制度以及技術水平等外部因素密切相關，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性。唐宋多為拼合梁，明清善用包鑲梁，在山西地方做法中更是衍生出斷梁做法。

　　拼合梁一般由2-3塊木料累疊組成，主要通過增加截面高度來實現，構造簡潔。早期典型的建構方式是梁栿拼合，即在梁上面疊加單材或足材枋，上下木料接觸面用榫卯連接或用膠粘接。具體實例可見于河北省正定縣文廟大成殿，在不同部位、不同構件上使用了不同的拼合構造做法，如四椽栿上貼繳背，繳背即為足材枋；角梁上下疊單材枋。

　　明代的包鑲做法稱為“幫品事”。據《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四十二，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甲辰，工程左給事中胡忻列舉嘉靖時期包鑲做法節省成本之事，“監察工程左給事中等官胡忻等，摘陳切要事宜：金柱明梁因材輳補，如世宗時金柱以杉代楠，其長足圍不足，中心一根外輳八瓣共成一柱明梁，或三輳四輳為一根，此己事之可尋者”。

　　至清代，隨著森林面積的減少以及金屬構件的普及，使得包鑲做法在官式建筑中廣泛應用。它區別于唐宋時期的拼合技術，制作更為精細，截面高度和寬度同時增大。主要作用于內部，外觀完整，是在新制度下產生的新拼合理念。即在中間用一根較大、較好的木料，四周用數塊小料拼合，再用鐵箍緊固。一般鐵箍會嵌入小料中，使整體外觀平整。

　　此時，大梁外部的油飾彩畫工程也發生了新的轉變，披麻、掛灰、打地仗的技術發展起來，解決了拼縫保護和美觀的問題。

　　拼合梁、包鑲梁是官方擬定的木材拼合方式，廣泛應用于各類大體量建筑中。而斷梁則是山西地區特有的構造方法，利用直徑相同的短梁對接而成。具體實例見于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內斷梁，屬趴梁做法。梁頭置于前后檐斗栱上，梁端接縫位于中部，上、下置以順串栿與山面檐部斗栱相接，順串栿下有隨梁承托。整個梁架體系構思精巧，結構穩固，充分地體現了“小材大用、余料充用”的理念和匠人們的精湛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