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主流，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承，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保國安民，富于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儒家尊崇孔子為圣人，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顧炎武、朝鮮李退溪、日本山崎闇齋等等大儒加以發揚，歷久而猶新，對東亞政治文化與道德教育都有重大貢獻。20世紀中國內憂外患，國力衰弱，儒家普遍受到知識分子以及一般民眾的批評和唾棄，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和破壞，儒家失去可供托身的制度或組織，脫離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僅獲新儒家等少數學者仍然獻身和發揚。現代中國人在生活經驗中，實際甚少接觸儒家價值，沒有參與儒學的機會。儒家教育沒有寄身之所，儒家價值和日常生活越來越疏遠。海外華人接觸儒家，來自書本亦遠多于來自生活經驗。現代儒家趨向學術轉型，學者著重探討儒家屬于什么形態的宗教或哲學，以及現代人怎樣才能在儒學中安身立命。學者一般推斷，儒家勢難重拾昔日光輝，但其倫理思想對東亞的文化教育以至經濟發展仍將有所貢獻。

　　《漢書藝文志》記載：“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儒家初出現時聲勢微弱，起初僅是諸子百家中不甚起眼的學派，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自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學術思想主流和官方意識形態，逐漸滲透到專制政治的各個層面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此段說明正可代表其發展歷程。

　　儒家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漢代起卻得到朝廷獨尊，成為官學與國教，掌握文化教育與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儒家與佛、道二家并稱三教，儒學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繼后經宋儒重新闡釋，形成理學，發展心性之學，儒家得以重振聲勢，倫理思想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并流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為東亞一大學術思想體系，在朝鮮尤其深入民心，其流布較在中國本土更為普及。

　　形成于春秋末期

　　儒家由孔子創立，在周代禮樂傳統中成長和發展。周朝禮樂的主要功能，是與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覡操作，并從宗教祭祀擴展到社會倫理的領域，以德行解釋禮樂，以“德”為核心而建構人間秩序與禮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禮樂的核心，禮樂由巫覡設計和執行。春秋時代，“儒”者亦精通宗教禮儀，替人主持祭祀儀式，以此為業，世代相傳，與巫祝相似。春秋后期，周朝政治社會制度崩壞，貴族紛紛違反禮樂秩序，封建禮制分崩離析，周天子地位低落，無力挽救。孔子是禮學專家，與弟子都曾主持儀式，對當時已敗壞的禮樂極為不滿，決心從內部改造禮樂傳統，為舊有禮樂注入活力，重新樹立其意義，恢復秩序，提倡“君子儒”，從禮樂專家轉型為知識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儒”成為學者的同義詞。孔子自視為周朝文化的守護者，崇拜制禮作樂的周公，要加以效法，尋求禮樂的根本，主張禮樂必須以“仁”為精神核心，仁與禮互相支援互相制約，從哲學角度重新闡釋禮樂，標志著儒家精神的開端，使儒家的人文主義超越了巫的傳統。

　　孔子是貴族后人，生于保存了周朝文化禮樂的魯國，為人好學，學識淵博，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曾擔任下層官吏，管理倉庫與畜牧，從事教學，著重德行修養，50多歲時成為魯國中都宰，升任司空與大司寇，但他不滿魯國當權的季氏三家，于是離開魯國，游說其他國君采用其學說，帶同弟子，周游列國13年，“知其不可為而為”，名揚四方；67歲時返回故鄉，整理經書與傳授門人。傳說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藝的有72位。孔子提倡學以成人，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上古圣王堯舜時是大同時代，繼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認為為政者必須有美德，把禮的根源由“天”改為內求于“心”，以“仁”為禮之本，仁內而禮外，仁是禮的精神內核，而禮則是仁的載體，使仁的精神得以顯現。孔子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天命要他承擔起領導精神世界的大任，傳“道”于天下，他也毅然以此自任，雖失敗于政治改革，卻誨人不倦，激勵許多追隨者，使人心悅誠，沒有實現儒家內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卻受尊為至圣先師，“圣之時者”。

　　戰國至秦代

　　孔子弟子中，顏回、曾參、子貢、子夏最為熱忱，身后弟子分為八派。孔子孫孔伋（子思）的再傳弟子孟子，主張仁政和王道，自視為王者之師，指出真君子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者是衛道之士，道德模范。孟子又批評當時墨家和楊朱的主張，主張重義尚公，為政者應以身作則，廣施仁義，實行王道，以民為本：“民為貴，社禝次之，君為輕”。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臻于完美，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養成仁、義、禮、智四種美德，稱為“四端”。人能充分認識“心”，就能了解本性，進一步認識“天”。荀子是齊國稷下學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學雄辯著稱，傾向現實主義，認為孟子人性本善之說過于天真樂觀，忽略了禮法穩定社會的作用。他強調人性本惡，心卻有認知功能，人們自我約束，按禮法行事，并接受教育，就能成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學習經書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規，傾向權威主義，與法家學說有相通之處，其弟子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仍被尊為儒者的典范。孟、荀二子深化和開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詮釋孔子的人性論與天道觀。

　　戰國時代后期，法家與儒家針鋒相對，法家批評儒家的仁政，譬喻為慈母的溺愛，導致姑息養奸，縱民為患。秦始皇厲行法治，視儒家為敵人，下令焚毀經書，坑殺儒者，即“焚書坑儒”。

　　漢代

　　西漢初年，黃老道家學說盛行，儒家亦加入了漢朝，儒生叔孫通為漢高祖制訂朝儀，陸賈和賈誼等少數幾位儒生亦提出政見。漢武帝時，儒家開始廣泛影響官員，漢武帝氣質上是個法家式的暴君，卻接受丞相公孫弘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五經成為學術與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前124年，挑選50名“博士弟子”，創立太學，到前8年，太學生多達3000人，每年有約100名儒生通過考核成為官員，儒生開始掌管朝廷禮制。西漢后期，儒家改革宗廟、郊祀等國家祭祀，滲透到公卿階層，使儒教國教化。58年，所有官學都祭祀孔子，175年，學者討論后，官方頒布五經的正式版本，刻于石碑，在洛陽豎立。東漢后期，全國士人都曾研習儒家經典，官學定期舉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廟遍布全國兩千多個縣。漢末宦官專木又，激起太學生的激烈抗議，朝廷加以高壓，169年監禁和流放數千名太學生及同情他們的官員。

　　漢代儒家建基于天人感應之說，不太重視孔孟的心性論，忽略內圣而著重外王，有時表現為一種利祿之途。漢代儒學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著重《春秋》經，堅持道德理想主義，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肯定君主的無比權力，也設法防止君權超越一定的范圍。他提出天人相應的理論，一年4季、12個月、366天，與人的4肢、12節（每肢3節）、366骨是相應的。天人相應的形而上學，引申出天人感應的信念，把儒家倫理與宇宙觀結合。其災異說認為，旱災地震、日蝕彗星，以至婦人生須，一切不尋常的自然現象，都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這種天人感應說成為儒家遏制皇權的手段。董仲舒屬今文經學派，今文經以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熱衷探索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漢代古文經學的態度則較理性，古文經以先秦篆書書寫，代表學者有揚雄，他模仿《論語》和《易經》，著有《法言》與《太玄》。

　　魏晉至唐代

　　魏晉時期政治動亂，外族入侵，佛道二教興起流傳，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士人，反對周、孔名教，之后佛教長期支配中國的思想界與民間信仰，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儒家一度失去獨尊地位，經學大受沖擊。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魏晉玄學代表人物王弼認為，孔子對“道”的體會超過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權漢化時，亦會儒家化；禮學得到朝廷重視，切實推行。南北朝后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詔辯論三教優劣，儒家被視為“治世”之教，與修心的佛教與養生的道教并列。唐代儒學復興，官方編定《五經正義》，總結漢、魏以來的經學，門第貴族以禮法維系，儒家三禮之學較為盛行，儒家禮儀貫徹于帝國行政，包括《唐律》的編纂，建立科舉制度，精通經學成為出仕條件，從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體系影響。唐代的哲學思想，卻仍為佛教所壟斷，《中庸》和《易傳》等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儒家經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復性書》，韓愈則提出道統問題，排斥佛教，力求復興儒學。為了回應佛道二教的挑戰，儒家開始重新解釋古典的儒學。

　　宋元

　　宋代理學受佛學影響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傳統。宋代許多名臣與士大夫，如胡瑗、孫復、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邵雍，都有功于復興儒家。當中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整合個人修身、道德倫理、形而上學與歷史哲學，使儒學恢復生機，傳承了儒家道統，稱為理學。周敦頤詮釋道教的太極圖，建立天地人三才觀，人要贊育天地之化；他認為天道寂然不動，圣人亦常處寂靜，又感通萬物，洞察入微。張載所撰《西銘》，傳揚民胞物與的信念，成為理學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指出“理一分殊”，氣把人與天地萬物結合在一起。程顥強調天人相感相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天理普遍存在于萬物與人性之中，人心誠敬，即可得凈化。程頤進一步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強調“格物”，并不獨尊“心”的重要性。

　　南宋朱熹追隨程頤的理學，確立了身后數百年儒學的面貌，影響不限于中國，擴及朝鮮與日本。朱熹定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稱之為四書，置于五經之上，綜合加以注釋。他追尊北宋諸子為孔孟道統的繼承人，主張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實現“仁”；人要涵養誠敬之心，也要求致廣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書院，教學內容包括讀書、靜坐、禮儀、書法、算術等等，成為后世東亞各地書院的模范。與朱熹同時代的大儒陸九淵，思想本于《孟子》，主張“立乎其大”，強調與宇宙渾然一體的直觀體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評朱熹格物之說支離破碎，曾與朱熹在鵝湖寺辯論，其心學及后在明代與日本德川幕府一度發揚光大。

　　元朝首創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部分儒生出仕于異族王朝，朝廷首席學者許衡引進和簡化了朱子學，親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分儒生則不愿出仕，劉因重視格物而不廢心學，吳澄則嘗試調和朱陸異同。

　　明代

　　明朝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壓下另覓出路，轉向擴大民間社會的空間。有志濟世的儒生，許多放棄“得君行道”的方法，轉而采用“移風易俗”的路線，避開政治，說教對象不是朝廷而是社會，轉向民間開拓新空間，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緊隨朱子學，又格外重視修心養性；吳與弼和陳獻章都有功于儒學，指出學習不單為科舉考試，而是為明心見性，為王陽明學說奠基。王陽明是朱熹以后影響最大的儒者，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批評朱子后學過分著重文字細節。他主張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體”，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懷天地的人，不忘惻隱之心。王陽明主張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決定是非之權暗中從朝廷還給每一個人，有抵抗專制的意義，陽明學末流亦傾向不談政治。王陽明后學著名的有王畿、李贄，其道德樂觀主義在明末則受到劉宗周等儒者的批評。

　　清代

　　清代中國的儒家化達到頂點。清朝把儒學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把詮釋儒學最后真義視作帝王特權，通過文字獄消磨儒生精力。清初，劉宗周弟子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顧炎武專長于制度史、音韻學與古籍研究，被尊為樸學巨擘；王夫之對形而上學、史學與經籍有詳細著述，當時不為士大夫所知，卻是儒學史上最有創意的思想家。清朝屢興文字獄，使儒家在經學考證中求逃避；顧炎武的古籍整理，在18世紀也激發起儒者投身樸學，專致于考據語義與版本。其中戴震是最具哲學思想的考據學家，撰有《孟子字義疏證》抨擊宋學，并參與編纂《四庫全書》。

　　晚清以來，中國變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動搖，儒家秩序開始解體。為了救亡圖存，甲午戰爭以后，儒家開始發現西方思想與制度，是中國求富強必須借鑒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說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學說，都通過西方的觀念和價值，重新闡明儒學的現代意義，擴大儒學系統。今文經學家康有為、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都批評儒家政教禮俗的流弊，希望發揮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權而保障民權，興辦學會（如康有為的強學會），并重視個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擴大民間社會及個人的功能，使之從政府的壓制中解放出來。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割斷儒學與利益分配的聯系，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傳統的余緒，綿延下去。

　　現代中國

　　20世紀儒家已沒有制度可供托身，儒學出現嚴重危機。清末民初，中國一再失敗，知識分子開始相信中國文化已經崩壞，儒家也受到猛烈抨擊，被認為是罪魁禍首，應為專制落后、貧窮疾病，以至裹小腳等各種弊病負責。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建制迅速崩潰，儒學失去具體的托身之所，捍衛儒家思想的人，結果也是摧毀了儒家思想。袁世凱把儒家封為“國教”，使他登極的野心合法化，嚴重打擊儒家聲譽；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也提倡儒家，進一步挫傷中國人對儒家的認同，儒家文化象征受濫用，使知識分子對儒家更為絕望。儒家在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沖，成為反傳統的主要對象，被視為民主和科學的敵人。隨著新式學堂取代科舉，儒家經典越來越沒有人讀。民國初年，中小學堂的修身和國文課程，仍采用經訓和孔子言行；五四運動以后，教育界主流視讀經為大忌，教育內容中，儒家思想所占比重越來越輕，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時接觸不到儒家，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評，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1920年代以來，反孔運動與民族主義結合，多次涌現，儒家傳統的衰敗無可避免。

　　20世紀后半葉，由于中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等政治運動，儒家文化在中國大陸遭到大規模損害，儒學在中國大陸處于沉寂狀態。

　　21世紀開始，中國大陸對儒家的論述日漸增多，在學術思想界出現了“大陸新儒家”群體，推動儒家復興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