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傳統人居環境景觀是民眾為安身立命而長期進行生產生活實踐創造的成果，本質上是人與自然關系相互作用的產物，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深厚哲學文化。本文運用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方式，通過研究蜀道傳統人居環境景觀，洞見蜀道沿線不同區域基于不同的具體環境形成不同的人居文化特質，深入挖掘其中蘊藏的華夏傳統農耕文化給養和詩意內涵，以期為當下美麗鄉村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般認為，在先秦時期秦惠文王“五丁開山”之前，蜀道就已成為關中和巴蜀之間的交通要道。蜀道自古就是連接南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重要橋梁，是東西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多元文化在此相融共生，形成了多姿多彩、燦爛輝煌的蜀道人居文化。

　　要研究蜀道傳統人居文化，就必須盡可能全面地搜集相關史料，深入開展實地田野調查，分析人居景觀類型特征，從而較為客觀完整地闡釋其審美特性和文化價值，以準確地再現歷史上蜀道人居環境的景觀意象，闡釋蜀道人居文化的重要歷史和文化意義。自古以來，歷代文人騷客吟詠著蜀道沿線關中、秦巴、蜀地等文化區域的山水人居，寄情于景，寓理于物。這些出自不同歷史時期的相關詩文，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關于蜀道，尤值一提的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沿蜀道考察后，著有《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本文簡稱《日記》），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沿途的地理環境、建筑特征以及沿途所見土著、流民、商隊的生產生活方式，對蜀道不同路線與節點的景觀風貌和人居文化進行了比較。還有，歷代中外學者張佐周、伯斯曼、穆爾、南懷謙、鮑耶爾斯基等拍攝了大量蜀道鄉村人居景觀照片。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真實可靠的歷史文獻資料。

　　蜀道主要線路涉及今陜西、四川、甘肅等省區。經過歷代的推進發展，蜀道具體線路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北四南三”線路格局，即以漢中盆地為中間站，將蜀道分為南北兩段，北段以西安等城市為起點，越秦嶺抵漢中，從西向東主要有故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南段從漢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倉山，最終到達成都等地，主要有三條道—西為金牛道、中為米倉道、東為荔枝道。盡管處于相同的時代背景下，但因區域地理和政治環境的不同，蜀道沿途人居環境景觀既有城鄉之別，亦有區域之異，呈現出“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風貌狀態。

秦巴山區南部地區江畔村落鳥瞰圖

　　1、蜀地傳統人居環境景觀的鄉土底色

　　《禮記·康濟錄·鹽鐵論》有云：“農，天下之大業也。”《晉書·齊王攸傳》亦云：“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由此可見，農業對于華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性。究其根本，是先民所處自然環境直接影響著其生產生活方式，進而影響其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中國傳統社會耕讀文化源遠流長，由先秦萌芽，經過孔子、孟子等一批思想家助推，及至漢朝創建“耕讀型”國家后，歷代王朝沿襲漢代的治國方略，推動耕讀文化與耕讀教育持續傳承。兩千多年來，無論是封建社會士子、落榜考生半耕半讀，“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的隱士在鄉耕讀，抑或讀過私塾的農莊主、較富裕的“自耕農”耕而向學，還是底層農民期盼后代通過讀書走上仕途、改變命運，都助推“耕讀傳家”成為受認可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在這樣耕讀傳家的思想文化影響下，大多數鄉村里的知識分子都過著田園耕讀生活，平日在地里耕種勞作，閑時則讀書寫字、舞文弄墨。生活在蜀道沿線或是曾經途徑蜀道的文人墨客常會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受體驗，以詩文等形式描寫蜀道風光，積石、深谷、棧道、落泉、蜀門、江水、松龍、雪嶺、錦城等都曾是他們描寫的對象。“鄉塋宿草荒春雨，蜀道疏林澹夕暉。”（王佑詩《先祖父諱日宿青城哀感》）“易覺錦城銷白日，難歌蜀道上青天。”（薛田《成都書事百韻》）“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李白《蜀道難》）諸如這些傳世佳作，都是我們研究蜀道人居文化的重要素材。這些文學作品背后所呈現的正是蜀道人居環境，蘊藏著蜀道人居文化之源。李白有詩云：“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詩中所提及的漢水，正位于蜀道沿線最為險要廣袤的秦巴山區。除了漢水，渭水、洛水、白龍江等諸多水系均發端或流經于此。古代的農耕文化，均發軔于水系岸線，進而擴大蔓延，彌漫于整個水系流域。關中、秦巴、蜀地的很多考古遺跡均證實了該地區的傳統農耕社會屬性。

傳統蜀道

蜀道人居

　　關于晚清蜀道人居環境情況，在李希霍芬的《日記》里有更詳細的描寫和記錄：“這條山溪以及所有其他山溪的水都用于推磨—這里有最白、最細的面粉和最好的面食—和用于澆灌分布在山谷邊緣的稻田。五里外是馬營鎮，叛匪將這里的一切毀盡，但人們之后仍舊從山中回來，用木材和黏土依原樣重建房屋。……馬道—我們的目的地，是個客棧和小商店林立的集鎮。……城市就是徹頭徹尾的城市，自行產生，為的就是將該地區的貿易和手工業融入其中；而農村，只種地。”《日記》所記載的蜀道沿途的山林、河流、農田、礦廠、集鎮、街市等諸多社會景象都是當時農業、工業、商業文化的具體表征。由此可以看到，蜀道傳統人居環境景觀是鄉土性的，充滿鄉土氣息的。所以說，以農耕為主的鄉土文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底色。正如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里所陳述的那樣：“中國社會生活永遠仰賴農業為基礎，因此文化也應該永遠不脫離農業文化的境界，只有在農業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綿延展擴而附上一個工業，更加綿延展擴而又附上一個商業，但文化還是一脈相承，它的根本卻依然是一個農業。”

　　2、向地而生思想影響下的人居環境

　　中華文明始于農業，發于農耕。農村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農村，種地是最基本的謀生辦法。在傳統社會，對于身處底層的民眾而言，靠天吃飯、向地而生是延續其家族血脈與希望的重要途徑，由此不斷夯實了傳統社會的農耕文明基礎。同時，在底層社會，普通民眾更重視實際，講究經世致用，從而形成了重視和學習技術的風氣。古來有一句俗語：“天干餓不死手藝人。”這便是底層民眾對生存經驗的高度總結，反映了一種普遍價值認同。

　　在這種向地而生的思想文化影響下，人居環境景觀基本遵循著生成—發展—衰落的動態演進規律發展著，并基本形成了關中、蜀地、秦巴三大文化區域。當然，同時受天災人禍等因素影響，蜀道上不同區域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生態環境，對人居文化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晚清時期，關中地區天災與人禍并重；就蜀地而言，天災更甚，人禍次之；秦巴山區北麓的城市與集鎮部分地區受人禍影響嚴重，天災對其影響不大，至于秦巴深山老林，則受天災人禍影響均較小，是下民的生存“洼地”。由此，在不同地理環境和社會形態影響下，關中、蜀地、秦巴三個區域便發展形成了不同類型的人居環境景觀。

　　在關中地區，李希霍芬所見景致往往有些破敗：“華州城里已沒有房子了。長長的黏土城墻里面只看得到廢墟和田地。人們遷回來住的時候都不愿住在城墻以內像監獄一樣的城里，西門旁邊因此形成了一個有生機的集鎮。……咸陽縣基本被毀。這是個大縣，沿河綿延。路從東門穿西門而過，沿途十分熱鬧。”由此觀之，關中地區特別像是處于戰后狀態，亟待重建以煥發新生。

　　至于秦巴山區，李希霍芬則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這些人逃到漢中府，特別是到山里開荒種地。……這里的村莊保持得比陜西的好，客棧不再像那里的那么簡陋不堪。這里仍舊有成群結隊的逃荒的人走過，他們都是因為物價高漲而被迫離開四川的—基本都是一大家人一起走。……所有的人都是去漢江山谷的，有錢的到那里買地種，沒錢的去做點小買賣。”顯然，這里就像一個海納百川的大集鎮，容納了土著、流民、商隊等各色人群，他們在這里耕種勞作，重建家園，孕育著無限希望。

　　而在蜀地高山峽谷，李希霍芬卻見到了另一番更為寧靜祥和的景象：“房屋和村莊仍舊分散，很少構成封閉的村莊。居民格外的好，也不膽怯，總是那么友好殷勤—這是中國最好的人。……山谷里很少看到封閉的村莊，許多都是分散的農莊和小群的房屋，很顯眼的是種著幾棵樹和幾叢竹。……他們分散地生活在數不清的房屋群和單獨的農莊里。”在這里，小微農耕社會與集鎮生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其人居環境與社會風貌接近于古人所倡導的“天人合一”“和諧致美”的理想狀態。由此觀之，蜀道沿線的關中、秦巴、蜀地三個區域的社會風貌與景觀風物，恰恰像傳統社會征服—開發—繁榮三大階段的縮影。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區域人居環境景觀總體風貌相近，同時區域內的不同地方又有細微差異。比如，秦巴山區北部與關中地區關系密切，人居環境景觀類型特征與關中地區的契合度高；中部與漢江流域下游地區關系密切，人居環境景觀類型特征與湖湘、兩廣地區的相似性高；南部與蜀地關系密切，人居環境景觀類型特征與蜀地的融合性強。由此愈加證明，雖處于同一時代背景下，不同區域之間的人居環境景觀亦呈現出因地制宜、相融相生的特點。

秦巴山區南部青林口古鎮一瞥

　　3、蜀道人居文化是人與自然的共同創造

　　從根本上說，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的產物。以類而言，一切生命皆是自然界進化過程的產物。優勝劣汰、趨利避害是生命進化過程的基本法則。人類自覺趨利避害是在不斷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經驗反應，是人與自然相融共生的結果。不過，盡管人類能自覺趨利避害，去選擇適應自己生存的小環境并學會改善生產生活中的微環境，但無論如何都無法脫離其存在的自然大環境及社會大背景。于是，中國古代社會便推動了“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形成，其實質正是趨利避害思想在面對現實無奈下形成的衍生產物。

　　在生產力低下的傳統社會，蜀道沿線大部分地區都相對偏僻，廣大民眾的生存發展只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尤其是晚清社會動蕩不安，對于底層民眾來說更是如此。隨著晚清賦役不斷加重和動亂陡增，關中、蜀地等大量流民進入秦巴山區，過度的刀耕火種造成了森林植被嚴重破壞，水土流失，旱澇頻繁，民眾過著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連基本的溫飽對于他們來說都是一種奢望。所以，無論哪個村落都規模不大，且村落分布零散。為了避免天災人禍，村落一般都選擇在傍山高坡上修建，依山而筑，盤山修路。所以，棚屋在秦巴山區多有出現。因山林多“棒客”，棚屋一般建在山坡的旁邊，或架在大樹之上，盡量確保居住安全。在相對和平的歲月里，山民也會根據家庭情況進行房屋拓建，在棚屋附近營造生土房屋。秦巴山區中北部地區夯土墻茅屋較多，南部地區則編笆抹灰泥墻茅屋較普遍。這主要與當地的社會治安、經濟條件等有著重要關系。畢竟土木結構房屋的體量、規模更大，其建設工程量、所需勞動力等都比棚屋多得多。秦巴山區現存的生土民居及廢舊遺址依然能夠清晰地反映出房屋營造過程中基本的場地關系，如背山面水、負陰抱陽，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人居理想追求。

秦巴山區南部“四合頭”民居院落

　　相對于秦巴山區而言，關中地區和蜀地的民居又呈現出不一樣的特征，發展相對穩定，品質整體較高。比如，在關中地區，人們創造了大量的窯洞和四合院民居，體面而莊重。尤其是西安附近的合院民居的檐口、屋頂、門窗上還會有裝飾，顯得大氣華麗。又如，蜀地的“一字形”“曲尺形”“三合頭”和“四合頭”民居則普遍呈現出一種寧靜祥和之美。尤其是臨近成都附近往往以“四合頭”院落居多，還分布著一些更加大型的士紳院落，饒有氣韻。由此可以看到，關中地區和蜀地人居彰顯著道法自然、和諧致美等人文特質。

　　從李希霍芬的《日記》等相關資料對蜀道人居環境景觀的記載不難看出，蜀道沿線地區人居環境景觀的萌芽、發展、變遷、成形，均離不開生產力發展、階級產生、人口流動、族群聚集等因素的作用和影響。蜀道沿線地區人居環境景觀正是歷代民眾對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適應、改造、傳承和發展的結果。蜀道傳統人居文化延續了華夏人居文化之傳統，吸納了三秦巴蜀大地之精華，賡脈續新，貫古通今，一直影響著蜀道沿線人居環境景觀的形成和發展。通過調研可以發現，今天的蜀道人居環境景觀依然在遵循傳統中變化發展，并展現出新時代的新風貌。我們有理由相信，蜀道傳統人居文化在傳承發展中必將歷久彌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