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在唐末五代時期之后建立起來的王朝。唐末藩鎮割據，擁兵自重，司法制度主要是以“軍人主獄”為主要原則，這種“以暴制暴”的司法制度導致了很多冤假錯案的產生，普通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結束了這種混亂的社會動蕩之后，宋朝在成立之初就想方設法創新律法，以此來保障百姓安居樂業，讓國家實現長治久安。“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因此宋朝建立以后進行了大規模的立法活動，法律條文涉及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在頒布大量法典的同時，宋朝十分重視官吏的法制教育，在中央設律學，培育專業的法律人才，提高官吏執法水平；還將官員的任用升遷與其法律水平的高低結合起來。神宗熙寧年間規定，凡進士及諸科出身之人都要先考核律令大義或斷案，通過之后才能授予官職；選人改官之前也要進行律法考試，合格者才能得到升遷。這些措施充分表明，法制在兩宋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但宋朝統治者認為法律是維護統治的工具，“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生怕民眾掌握較多法律知識，會難以“馴服”，從而增加國家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朝廷不允許民間私藏、傳播官方法典，并對民事訴訟做了相當嚴苛的規定，以減少民事訴訟案件；同時宋朝法律繁瑣詳密，稍有不慎，就會觸犯律條，百姓需要熟悉法律的人來幫助自己維護權益。因此民間私辦訟學興起，并發展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江西是私辦訟學較興盛的地區，當時江西民間有一本名叫《鄧思賢》的書，專講訟法，許多學校都把這本書當作教材進行講授。鄉村一些學校學習訴訟和法律知識的風氣也很盛行，以至于“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為業。”“江西州縣有號為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以非圣之書......皆詞訴語。”民間甚至有兒童從小就開始接受訟學教育，這些人學成以后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時，不再用野蠻的武力行為來解決爭端，而是更傾向于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因此南宋時期，民間訴訟空前繁榮，顯現出“尚訟”風氣。為此南宋高宗在紹興七年還專門下詔進行規范：“訪聞虔、吉等州專有家學教習詞訴，積久成風，脅持州縣，傷害善良，仰監司、守令遍出文榜，常切禁止，犯者重置以法”。然而從現存的地方志記載來看，此舉收效甚微。周應合在編纂《建康志》時統計，“訴訟日不下二百”。

　　沒想到宋代的南京城每天竟同時有數百人打官司。寧宗時，江西崇真觀女道士王道存與熊氏等十數家爭訟地界，轟動一時，由此看來方外之士也不乏健訟者。宋代其他地區的“健訟”之風也不遜于江西，比如婺州東陽“習俗頹囂，好斗興訟”，黃山徽州一帶“民習律令，性喜訟”，可見宋代民間“尚訟”已不是一州一縣的個別現象，而幾乎是遍及全國的普遍現象。

　　民眾興訟頻繁，說明宋朝的民眾已經具備了較強的法律意識和知識體系，對國家律法體系充滿信心和信賴。宋代律法體系建設的種種成就既反映了當時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起到了教化民眾、維系社會安定、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