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為官的三大原則是“清、慎、勤”。古代所有公職人員的工作時間與現在“朝九晚五”的八小時工作制不同，整體來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個朝代都制定了詳細的考勤制度，而且比現代的考勤制度更嚴厲。

　　一、“點卯”的由來

　　《詩經·齊風·雞鳴》開篇寫道：“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這個“朝”便是指諸位大夫朝覲諸侯，共議一個封國的國事。由此可見，春秋時期就有了“雞鳴即上班”的傳統，往后，這個時段就定型為“卯時”，即早晨五至七時。“上班點卯”的傳統也就慢慢在我國古代確立下來。

　　與一些現代單位一樣，古人上班第一件事大多數也是“開會”。在中央集權制徹底確立后，皇帝每天早上要舉行“朝會”，也叫“上朝”。參會官員是“六部九卿”等，級別均相當于現代省（部）級以上。“朝會”的時間，根據議程多少有長有短，一般多在辰時（上午九時）結束，稱“散朝”、“放班”或“退朝”。值得一提的是，五代以后還常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早朝時，皇帝并不上殿直接與百官見面，而是將宰相或首輔等一些重臣召入內殿“開小會”。“小會”開完后，宰相出來，領著百官在殿廷行禮后，宣布退朝。

　　而各級地方機關的上班時間，與中央朝廷相對應，也有先參加長官主持的會議、各自辦公的程序。“擊鼓升堂”是地方主政官員每天辦公的開始；下班也要打鼓，稱為“散堂鼓”。

　　無論中央大員還是地方小吏，“早例會”結束后，就回各自的衙門開始辦公，直至下班。而有關下班時間的規定，比如，清朝規定春夏申時四刻（約下午四時）下班，秋冬則一到申時（約下午三時）便可下班。這樣一看，古代公職人員的日平均工作時長也有八個多小時。

　　二、古代“點卯”的相關具體規制

　　“點卯”制度在古代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貫徹得如此堅決，自然也離不開多種配套制度的支持。

　　眾所周知，現代辦公場所一般都設有“門禁”。古代也一樣，不要說皇宮禁地，就連縣級衙署前往往也設有“門籍”。據晉朝士人崔豹所著《古今注·問答釋義》記載：“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通‘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據此解釋，古代的門籍是一尺二寸長的竹片做成的，上面寫有官員的名字和外貌特征，懸掛于宮門上，等門衛查驗后方可進門上朝。這種“門籍”很像現代的“花名冊”“點名簿”。

　　唐宋以后，“門籍”為隨身攜帶的身份證明所取代，如唐宋有“魚符”“虎符”，這既是一種“身份證”，又是上班“工作證”。當然，只有很高官職的官員才有機會使用，而地方上往往只使用普通“門籍”。況且，由于古代各級官府當中一起工作的同僚相互之間很熟悉，且按官階次序又決定了開會座次，因此，即便沒有“門籍”，開會時誰沒有到也一目了然。“點卯”如此重要，因此如果有誰遲到或缺勤，中國古代歷朝律法也都有嚴厲的懲罰規定。在古代上班，考勤比現代要求更嚴格。比如京官，如不能按時上朝，要說明情況和理由，并且在“花名冊”上注明，稱為“注門籍”。如身體不適，便在名字下注明“病”字。

　　古代官員如果無故不上班或遲到也像現在一樣按次數罰錢。唐玄宗時規定“文武官朝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到唐肅宗時，“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再到唐文宗時，“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唐律規定，官吏曠工滿35天判處徒刑一年。如果在軍事重鎮或邊境地區工作的官員，還要罪加一等。官員遲到缺勤次數多了，還有可能被強迫“勞改”一年。

　　正常情況下，官員是必須上班的，特別是在京高級官員，無故不參加例行朝會屬于嚴重錯誤，相當于現代政治生活中的“違紀”。平常只有出現雨雪這類惡劣天氣，或是皇帝主動取消朝會時，早上才可以不上班，即所謂“放朝”。放朝只是取消出席皇帝主持的早班會，但并不是不用上班，官員仍要到衙署坐堂，處理“署事”。至于假裝稱病而缺勤，在外宴會玩樂的情況，一經發現，往往會受到嚴重處罰。如宋仁宗時期，當時的右巡使張億一口氣彈劾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石中立等33人托辭生病不赴朝會。皇帝一方面下詔警告百官，另一方面宣布，對于那些動輒稱病缺席曠職者，朝廷要派醫官檢驗核實。

　　三、嚴加監督與玩忽職守同在的工作狀態

　　中國古代的“點卯”制度及其相關處罰機制看似完備，但在很多歷史時期形同虛設，官員“晚至早退，政務廢弛”的現象很常見。有的人畫過卯就離崗了，甚至不去坐堂上班，如在宋太祖時，便有地方州縣官員不到衙門坐堂。因此，宋太祖曾親發詔書訓誡全國上千縣令，“切勿于黃綢被里放衙”，意思是，你們千萬不要不上班辦公，而在家睡懶覺。那么，既然光有“點卯”還不夠，必須配套“全天候的坐班狀態監督”，以明清時期為例，地方上由地方官吏來考勤；級別高的京官，由主事太監來考勤，遲到、早退的情況，門口值班太監都會登記下來。如果有正當理由和經過允許提前下班的，也要記錄下來，以備核查。

　　另外，監督公職人員在崗期間是否胡作非為，也是考勤機制的一部分——在這個方面“以身試法”者同樣會“后果很嚴重”。據《唐會要》記載，唐朝有個名叫張黔牟的大理司直，值班時竟然“以婢自隨”，結果遭到舉報，挨了處分。

　　雖然歷朝歷代對考勤都有詳細規定，也時不時搞搞“突擊檢查”，但這些辦法都不是十分有效。而在實際審查過程中，古人還是比較重視按時上班，什么時候下班卻并不嚴格，通常是完成當天的工作，就可以下班，并且往往以吃午飯作為一大“分水嶺”——許多京城機關都在午飯后僅留一兩個官員值班，其余的都回家，只有吏胥書辦、役夫勤雜仍堅守崗位。

　　四、古代公職考勤體系的得失

　　古代大部分王朝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國時制定的法令執行力度越來越松弛，對遲到的規定也越來越“因人而異”——如果和上級官員關系好，一般缺勤十幾天都不會被追究，而有些“沒有門路”的公職人員稍一遲到便被處罰。這種現象既不公平，又褻瀆法紀威嚴，當代的公職人員隊伍建設要引以為戒，要依法依規嚴肅打擊因人情因素而引發的考勤舞弊行為，確保所有的缺勤行為都根據相關紀律和法律準則，得到應有的處理。

　　當前，隨著黨風廉政建設不斷深入，國家對公職人員的管理也越來越嚴格，因上班遲到、曠工而受到嚴厲處分的事例不斷見諸報端。可能有人覺得紀委管理太嚴了，處分太重，殊不知與古代對公職人員無故不出勤的種種懲罰相比，當代公職人員因考勤不合格而受到的處分反而顯得較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