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藏菩薩信仰的建立與發(fā)展

　　地藏菩薩文化產生于印度，但地藏菩薩在印度并未受到普遍的崇奉，因此，在印度并未形成真正意義的地藏菩薩信仰。公元4世紀末，如今可知的第一部出現(xiàn)地藏菩薩名號的漢譯佛典《佛說羅摩伽經》傳入中土，自此地藏菩薩法門中的經典、儀軌與文獻系統(tǒng)開始在中國建立。經過隋朝至初唐，“地藏三經”中《占察善惡業(yè)報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先后譯出，使地藏菩薩信仰逐漸趨于成熟。

　　在晚唐五代時期，地藏菩薩信仰經歷了歷史性轉變。這一時期，《地藏菩薩本愿經》《十王經》《佛說地藏菩薩經》與靈驗記《道明和尚還魂記》廣泛流傳，它們的共同特點在于大量涉及地藏菩薩對地獄道眾生的救度，而魏晉南北朝至初唐譯出的地藏菩薩相關經典，如《金剛三昧經》《大方等大集經·須彌藏分》《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地藏菩薩最主要的功德特征是六道救度。由此，晚唐五代時期，地藏菩薩從普度六道的大菩薩轉為了地獄救苦的幽冥教主。

　　地藏菩薩信仰在明清時期也產生了巨大變革。首先，明末清初時期，唐代新羅僧人釋地藏開始被公認為地藏菩薩的應化，而其卓錫的九華山則正式成為地藏菩薩的道場。地藏菩薩諸多經典中的“地藏三經”也被重點細讀與弘揚，地藏菩薩的法門與思想被整理出更為簡潔清晰的儀文，這推動了地藏菩薩信仰的普及。

　　如今，地藏菩薩在中國被尊奉為“四大菩薩”之一，以九華山為道場，以“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為精神，地藏菩薩信仰在中國有著非凡恒久的影響力。中國地藏菩薩信仰與法門經過多次變革，形成了獨有的面貌，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地藏菩薩信仰與法門的發(fā)展，都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二、水陸法會與地藏菩薩信仰

　　據宋代宗鑒法師所撰《釋門正統(tǒng)》記載，梁武帝因夜夢神僧，產生作水陸普濟群靈之想，梁武帝醒來后在寶志禪師的勸說下，廣尋經典，日夜閱覽，待讀到“阿難遇面然鬼王”的典故，便決定以此為根本依據，用三年時間制成了水陸儀文，并在金山寺舉行了水陸法會。法會上，梁武帝親臨，僧祐律師宣讀儀文。這便是文獻記載中佛教歷史上第一次水陸法會。

　　從宋代以后，水陸法會不僅不曾中斷過，而且規(guī)模越來越大，參加的僧俗兩界人數(shù)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受到官方的重視。可以說，元明清三代中最為盛大的水陸法會，幾乎都是由朝廷設立的。北宋紹圣三年（1096），宗賾集前代儀軌刪補校定，完成了《水陸儀文》四卷，盛行一時。南宋志磬法師撰有《水陸新儀》六卷。明代蓮池大師祩宏稍作修改，集成了《水陸儀軌》六卷。清代儀潤法師對此進行了參照，撰成了《法界圣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儀軌會本》六卷，流傳至今，為當今漢地寺院所用的“水陸法會儀軌”通行版本。

　　水陸法會的法事分別在內壇和外壇進行，一般要舉辦七個晝夜。在清代撰成并流傳至今的《法界圣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儀軌會本》中，地藏菩薩名號及法門在內壇法事儀軌中共出現(xiàn)了四次：第一次，在內壇法事“奉請上堂”的二席，一心奉請“一切尊法”之處，即地藏菩薩經典“地藏十輪經”被作為尊法、經寶，在法會“奉請上堂”部分被祈請。第二次，仍是內壇法事“奉請上堂”中，在“第三席”的一心奉請“諸菩薩僧”部分：“一心奉請文殊師利，八萬大士，普賢大師……日藏，月藏，虛空藏，金剛藏，地藏等，諸大菩薩。”第三次，在“奉供上堂”的“三席”，奉供“諸菩薩僧”處：“賢首善財知識眾，日藏月藏地藏儔。”第四次，在“告赦法事”之后的“誦地藏經上供法事”中：“兩位香燈各諷《地藏經》（《地藏菩薩本愿經》）一部，三卷須一氣誦完。”

　　前三次皆出現(xiàn)在奉請和供養(yǎng)諸菩薩與經典的部分，地藏菩薩及“十輪經”是作為重要菩薩與經典代表被迎請的。而第四次則較為特殊，即念誦《地藏菩薩本愿經》成為水陸法會內壇法事的環(huán)節(jié)之一。水陸法會所要完成的主要是兩件事：上供與下施。法事待“奉供上堂”結束后，“上供”佛法僧三寶和獲得福田功德的部分已經結束。而告赦法事、念誦地藏菩薩，下堂召請六道眾生于諸席臨壇，則是“下施”的開始。

　　在此，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對水陸法會而言，《地藏菩薩本愿經》究竟有何不同意義，為何不像其他經典一樣在外壇誦讀？

　　《地藏菩薩本愿經》作為“地藏三經”中出現(xiàn)最晚，但流傳最廣的經典，其核心是地藏菩薩救度六道眾生盡令解脫，自身方成佛道的本愿精神。而全經三卷則處處講述著“地藏菩薩累世以來救度六道眾生的大愿”“釋迦牟尼佛付囑地藏菩薩于未來世救度六道眾生”“地藏菩薩宣說的六道眾生如何得度的種種法門”的內容。救度六道眾生，是地藏菩薩本愿的核心，同時也恰恰是水陸法會下堂的主旨。因此，筆者認為安排“誦《地藏經》上供”在法會的上下堂之間，就有了三層意義：一者，用經典祈請地藏菩薩及其法門的神通力，以更好地圓滿對六道眾生的召請與救度；二者，以念誦《地藏菩薩本愿經》的功德力，昭示法會將依奉地藏菩薩救度六道眾生的“發(fā)愿”來貫徹整個下堂的召請、奉供；三者，以《地藏菩薩本愿經》的內容指導所有與會眾生，如何得脫或者不復墮惡道，并脫離六道，畢竟成佛。因此，“誦《地藏經》上供”在水陸法會中不僅承上啟下，還總領了整個“下堂”，意義重大。

　　然而，水陸法會儀軌中并非一直這樣重視地藏菩薩及其法門。實際上，在南宋志磐法師撰寫、明代蓮池大師祩宏重訂的《法界圣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中，一次也沒有出現(xiàn)過地藏菩薩的名號。這意味著直至清代，地藏菩薩及其法門才第一次被加入水陸法會的儀軌之中。在《水陸大意綸貫》一文中，清代儀潤法師也提到了為何在重訂水陸儀軌的時候加入了地藏菩薩法門：“地藏菩薩，乃冥陽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原本不請，以地藏十輪等經，梁代尚未來震旦，故以今論之，似為缺典，故茲于第二席，增入地藏十輪經，第三席，增入地藏菩薩……或亦古師所許也。”這段話中“地藏菩薩，乃冥陽普度之誓愿最深重者”的認知，其實又一次回應了上文中為何安排“念誦《地藏經》”的討論。而“故以今論之，似為缺典”則側面反映出清代地藏菩薩及其經典的發(fā)展已然十分興盛，這實際上也是水陸法會儀軌中加入地藏菩薩的重要原因。

　　三、明清追薦救贖法事與地藏菩薩信仰的中國化

　　水陸法會作為明清最具代表性的追薦救贖法事之一，其儀軌文本始于“阿難遇面然鬼王”的典故，而根本的經典依據在于不空三藏所譯的密教經典《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等。水陸法會在唐末趨于湮沒，又在明清時期逐步豐富儀文，得到發(fā)展并流傳至今。

　　而就地藏菩薩信仰而言，水陸法會的根本經典是從印度傳譯入中土的，其中并沒有提及地藏菩薩，水陸法會最初的儀文中也并未提到地藏菩薩，卻在明清時期將地藏菩薩名號加入儀軌中，又將地藏菩薩法門定為儀軌中意義特殊的核心環(huán)節(jié)。這背后所反映的是，地藏菩薩信仰在明清時期產生的變革與發(fā)展，以及地藏菩薩信仰的中國化。

　　佛教在明清兩代的發(fā)展變革歷程中，從“出世”轉向“入世”，高度體現(xiàn)出“中國化”的特征；在佛學思想、佛典刊印、佛教藝術方面，對前代佛教發(fā)展的成果進行了融合總結，廣泛吸收了民間信仰與其他宗教的內容，從而形成特點更明晰、涵蓋性更廣的佛教系統(tǒng)。在此背景下，地藏菩薩成為中國四大菩薩之一，地藏菩薩法門進入了中國佛教信仰影響力更為廣泛的追薦救贖法事儀軌中，唐代新羅僧人釋地藏卓錫過的九華山在此時期成為地藏菩薩道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水陸法會在明清時期增加地藏菩薩名號，并將其法門定為儀軌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一方面體現(xiàn)了明清時期地藏菩薩信仰具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繼承了唐末五代后地藏菩薩從“六道救苦”到強調“地獄救苦”的功德特征轉變，使隋唐以來地藏菩薩信仰的變革都被確定了下來，更展現(xiàn)出了地藏菩薩信仰中國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