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中，可能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形態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豐富的“文明史”意義。玉文化以各種玉器為載體，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時代，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華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質載體和符號象征，發揮著美化身體、溝通人神、建構秩序、象征權力、祭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財富、蘊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對玉文化的產生、發展進行研究。

　　首先，玉文化是中國大地上產生最早、最具有普遍認同的精神文化。9000多年前已經誕生玉文化，早期的玉器原料多為“美石”，如綠松石、螢石等，成品有玦、璜、環、珠等。相關考古學文化包括東北地區的查海文化、新樂文化，黃淮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文化、后李文化，長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高廟文化等。這一時期的玉器不能簡單視為“裝飾品”，它實際上是當時的一種崇拜靈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為“靈物”。

　　這種“薩滿式”的信仰，滿足了中華先民“萬物有靈”“天人合一”的精神訴求。玉器的晶瑩剔透、堅致細膩、溫婉內斂，把“通靈”的氣質表達得淋漓盡致。加之其藏于山水之中，可遇而不可求，更加強化了神秘性和高貴性。正是因為玉石及玉器所具有的這種神圣性文化基因，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崇奉玉文化的族群。玉的通靈、辟邪、比德、君子如玉等價值觀、審美觀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當代。我們只要讀讀《紅樓夢》，從賈寶玉和林黛玉的人生悲劇中即可體察到那塊“通靈寶玉”的無比妙用。

　　大約到了距今6000—5000年間，玉文化已經遍及中華大地。紅山文化、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峽文化、卑南文化等都已擁有成熟的玉文化。5000年前已經進入文明時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陸續實現文明化的龍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齊家文化等無不擁有精美的系列玉制“禮器”。3000多年前，昆侖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成為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貴用材。

　　第二，中國玉文化的物質載體“玉器”，從產生時就代表著一種神圣的“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漸向“制度文明”的載體演化，成為政治文明符號——禮器，最終還被儒家人士轉化為“比德于玉”的社會精神理念。從良渚時代開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鉞等為代表的玉禮器就成為國家重器?！吨芏Y·春官·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理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的說法盡管還值得討論，但其中涉及的大多數玉禮器早在良渚文明中已經出現，此后又日益豐富和完善，成為三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又對傳承數千年的玉文化進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學性升華。古老的中國玉文化完成了它從“靈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禮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歷程。

　　第三，中國玉文化是塑造中華文明階段性特質的重要科學資料。東漢學者袁康等在《越絕書》中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大禹之時“以銅為兵”，東周時代“以鐵為兵”，即把中國遠古及上古時代劃分為石、玉、銅、鐵（兵）4個發展時期。這不僅與1819年丹麥學者湯姆森提出的史前時代經歷過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期說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還多出一個“玉兵”時期。這啟發了當代一些考古學家，如牟永抗、吳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時，依據一系列史前玉器的發現而提出中國“玉器時代”之說。高大倫先生等認為，堯、舜、禹建立國家之際，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種強大的認同和凝聚力，這種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一個“玉器時代”可以繼續討論，但就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反映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學文化而言，它們都存在“玉文化—玉禮器—玉文明”體系及對后世文明產生深刻影響，足可說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統確實構成了早期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之一。

　　玉和玉器在中國先后經歷過宗教化、藝術化、政治化、哲學化、財富化、文學化等過程，構成了一種深嵌在中國人思維、生產、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構活動中的文化符號系統，而考古學就是要揭示這個文化系統的發生、發展和具體表現及其原因，這又是一個多么有趣的學術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