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運用實物資料以研究和展現人類歷史與文化的科學，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既包括對客觀對象真實性、本質性及規律性的認知活動，也包括由此形成的知識體系。作為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核心成就之一，任何科學不可能一出現就是成熟的，它也隨著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而進步。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它同樣遵循著人類科學的統一進步律。

　　歷史科學是人類最古老的科學之一，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至少在2000年前，就已經產生了最早的歷史記錄、歷史著作和歷史學者。利用實物認識歷史的活動同樣也十分古老，古代西方有古物學，中國也有金石學。為此，我們在討論中國考古學史時，依據中國國情，應當把它分為古代考古學（1840年以前）、近代考古學（1840—1949年）、現代考古學（1949年后）。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衛聚賢先生在他完成的中國第一本《考古學小史》中就把古代中國的金石學等納入中國考古學史的認知范疇中。

　　中國近代考古學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這是一個兼具學理分析和事實判斷的雙重問題。近代考古學是中國古代考古學即傳統金石學向現代考古學的轉型與演化，其中東、西方學術碰撞與交匯為其特點。但是，具體到事件和人物則又有不同的理解與觀點，如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有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先生發現仰韶文化說；1926年李濟先生發掘西陰村遺址說；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發掘殷墟遺址說等。然而，我們為什么沒有提出1899年王懿榮先生發現甲骨文說呢？

　　王懿榮先生發現甲骨文絕非偶然，他是一位聲名卓著的金石學家，也是一位深有操守的傳統文化人。在風雨飄搖的晚清，他以自己的素養和敏銳發現了甲骨文，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學術時代，國際上公認為1899年是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王懿榮先生由此也獲得了“甲骨文之父”的美譽。盡管他在發現甲骨文后的第二年即于“庚子之變”中和夫人、兒媳都投井殉國，但他的偉大發現為中國近代考古學掀開了新的一頁。

　　首先，甲骨文的發現為中國近現代考古學中的重要分支學科“甲骨學”奠定基礎。王懿榮之后，羅振玉、劉鶚、孫詒讓、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唐蘭、陳夢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名家輩出，甲骨學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古文字考古之學。

　　其次，甲骨文的發現直接導致殷墟遺址的被發現，而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掘對中國近現代考古學發展而言具有劃時代之意義，殷墟堪稱中國考古學的圣地。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賦予其崇高的國際性文化地位。

　　第三，甲骨文的發現引起中國歷史學研究方法和史學結構體系的重大變革，此即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提出。這種以發掘“地下之新材料”與傳世之“紙上之材料”共同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方法論實際上就是后來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歷史科學“雙輪說”———個輪子是傳統的文獻史學，一個輪子是考古史學——的早期論述。

　　第四，甲骨文的發現所導致的殷商都城遺址“殷墟”的發現及《史記》之《殷本紀》信史體系的確證，引起了中國考古學者對早于商文明的“夏文明”遺存的考古探索，包括李濟1925年到山西夏縣尋找“夏墟”及由此引發的西陰村遺址的發掘以及后來徐旭生等先生對二里頭遺址乃至二里頭文化的發現等。對中華文明早期歷史及中華文明探源的當代研究，無不以甲骨文的發現為起點。

　　第五，甲骨文的發現為考古學視野下的全球文明比較提供了可能，也為中華文明迄今未曾斷裂提供了重要證據。經考古學家發現的人類早期原生文明中的文字系統有蘇美爾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瑪雅文字、甲骨文字，而甲骨文是世界上唯一傳承使用至今的最古老文字系統，它承載的中國道統文化延綿不絕三千多年，其重要的文明見證價值無法估量，因此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甲骨文的發現銜接了中國古代考古學即金石學與中國近現代考古學；銜接了中國考古學與西方考古學；銜接了文獻史學與考古史學；銜接了考古發現和文化遺產保護。這一事件及相關人物在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的地位需要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始于1840年，止于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在這百年過程中，中國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人謂“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中國近代考古學同樣處于這種巨大的變革之中而從傳統走向現代。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從古代考古學向近代考古學的轉化究竟以什么為標志，不同的學者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我們要問的是：中國考古學有沒有它自己的傳統？自己的內生演化邏輯和學術動力？有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使命和在世界考古格局中的價值定位？這就是我們今天重新思考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以及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究竟擁有什么歷史地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