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承載著眾多的學術使命，其中最為重要的應當是以實證性資料為主，研究中華民族這個多民族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歷程及其運動規律；研究中華文化這個融多樣性與統一性于一身的文化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歷程及其運動規律；研究中華文明即以現代中國為主體的這個國家文明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歷程及其運動規律；研究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文明作為在世界多民族、多文化、多國家文明體系或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系中各自的獨特性、深刻的同理性、廣闊的關聯性及其發生、發展歷程和運動規律。

　　在中華文明的運動歷程中，有一個重要現象，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統一”與“非統一”的現象反復出現。這種現象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發生原因和運動機理，如內在的階級沖突、民族沖突、地域利益集團沖突及外在的國家間沖突等是導致中國“分”的現象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歷史也告訴我們，中華民族對這種國家分、合的現象有著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應對智慧，并且對分、合時期各自存在的創造性史實有著理性的思考、全面的探索和客觀的分析。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或者說“六朝時期”370多年間，盡管有西晉的短暫統一，但它仍然是中國統一而強大的漢—唐之際以“分”為主的歷史時段。過去，有學者稱這一時段為“黑暗時期”，這是站在漢、唐統一時期立場上的觀照，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站在更加寬廣的中華文明總體運動規律上而言，則會發現這是一個在文化上充滿開創性和多樣性的時代，考古學對此有著更加細節的追究和表述。

　　這一時期的都城考古有漢魏洛陽城、鄴城、北魏平城、六朝建康城、鄂州吳王城等，展現出同一時代背景下不同民族國家都城文化的多樣性；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鞏義、南北響堂山、棲霞山等石窟寺考古，洛陽永寧寺、趙彭城北朝佛寺、南京鐘山上定林寺、青州龍興寺窖藏等揭示了中國第一個佛教文化高峰期的盛況；瓷器在這一時期終于全面登上歷史舞臺，刷新了中國物質文化的面貌，催生了后來隋唐時期“南青北白”瓷業局面的出現，而且作為中國的一項獨創技術和產品，它還在向周邊國家不斷播遷，開啟了中國外銷瓷的先河；南北方六朝帝王陵及貴族墓葬考古不僅出土文物豐富，展現了這一時期不同區域文化的特色性，而且還闡明了墓葬制度從“漢制”經“晉制”走向“唐制”的演進歷程；出土的墓葬壁畫、宗教藝術、帝王陵神道石刻、墓志書法及大量碑刻、磚銘等與傳世繪畫、書法作品一起展現了六朝美術的傳承、創新成就；在周邊國家如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發現的大量的建筑遺存、佛教遺跡、瓷器、部分墓葬遺跡等則生動說明了這一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的極其廣泛的文化交流活動，從而創造性地推動了“東亞文化”體系的初步形成……

　　總之，漢唐之際的“六都考古”在中華文明歷史考古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過去，我曾從宏觀上歸納過“六朝”的意義。我想，從考古學上說，這種意義也是同樣存在的，其說法大體如下：

　　1.草原高原民族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中原并“漢化”，融入中原文化體系。

　　2.黃河流域人民第一次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和南方濱海區域，對中國南方區域的人口結構、文化結構、經濟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3.南方地區自秦之后第一次出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中國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到長江南岸。

　　4.“東亞文化”體系第一次出現。中國文化大面積進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全面影響東亞列國的政治、經濟、文化。

　　5.中國及“東亞文化”第一次打開大門，迎接另一個文化體系即“南亞文化”體系的融入，以南亞地區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進而又進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島為標志。這一過程深刻影響了東亞的社會與文化格局，大量新態文化在東亞區域誕生。

　　6.中國與東南亞、中亞、西亞的交流加深，陸上絲路、海上絲路共同發展，尤其是“海上絲路”從過去主要在南海區域發展到東海、黃海區域。

　　7.儒、道、釋三種文化都出現于社會之中，多樣性的宗教文化及相關文化成就完全改變了中國此前內生單一的文化傳統和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文化的缺失，除南亞的佛教之外，西亞、中亞一帶的祆教等也于這一時期進入中國。

　　8.南方地區得到高度開發，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此后誕生的隋唐文明有了更為廣闊深厚的發展土壤。隋王朝最高統治者為了加強都城與江南地區及南部中國的聯系，特意開挖了溝通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的南北大運河，以便把經濟中心和國家政治中心相聯系，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此后在唐代、北宋及元明清各代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六朝之后，因為南方區域日益成為國家重要的財富來源地之一，唐代才會出現“揚一益二”之說。

　　9.這一時代從多個方面為隋唐盛世的到來奠立了堅實的基礎：如民族融合、經濟上南北方同步發展、瓷器、藝術、宗教、音韻、文學、城市、建筑、交通、東亞文化深度交流等等，宏大性、國際性、多樣性的文化氣象是在六朝時代的孕育和培育下出現的文明碩果。

　　可以認為，六朝時代改變了中國，其文化意義重大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