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鮮卑，一個生活在馬背上的民族。他們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獵為業，自是不具備雕鑿佛像的技能。那么，宏大的云岡石窟營造工程該仰仗誰去完成呢？

　　成就一座石窟不只是憑借鑿洞琢石的能工巧匠，還應依靠為鐫窟造像提供服務的其他大量勞動者。石窟選址，需要勘察山體地質結構的人才；開鑿石窟，需要掌握營造工程力學的精英以及設計佛像粉本的藝術家和規劃、指導佛教造像題材內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是一支造像集團的力量。怎樣才能獲取如此豐厚的人才資源呢？

　　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后，意識到自己將要面對的土地不再是單純的草原，治下的臣民操著與自己不同的語言、穿著與自己不同的服飾，過去統治部落時期的經驗已無法勝任治理一個人口眾多、文化和經濟都優于自己的社會。因此，在四方討伐拓疆的征戰中，鮮卑人非常注重對各地人才的網羅。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將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役共計36萬余人、百工伎巧十萬余人遷充京師平城。所謂山東六州，指的是太行山脈以東地區，包括今河北、山東一帶。一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雜役、百工伎巧被分別計數，說明當時對遷徙人口的工種已有較細致的分類。

　　太武帝驍勇善戰，掃統萬，平秦隴，剪遼海，蕩河源。各地戰俘以及歸降北魏的人口被大規模遷入平城，京畿之地人口數量最高峰時達150萬余，其中有匈奴、羯、氐、羌、高車、柔然、雜胡、吐谷渾、高麗等北方各少數民族，地域涉及遼東、西域、河西、關中、河南、河北、山東、淮南等，有文人、高僧、良工巧匠等，他們成為營建北魏宮城的最主要力量。

　　不同于稍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隨后的龍門石窟，云岡石窟經北魏一朝鑿就，從文成帝和平年間（460—465）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用時僅約70年，營建主要洞窟45座，附屬窟龕255個，大小造像59000余尊。曇曜曾游歷河西數年，在選擇工匠時偏重河西工匠，所以，在由他主持的云岡石窟早期營造工程中，河西造像體系一枝獨秀，居主導地位。石窟中的造像題材基本以符合習禪僧人諦觀的形象表現，風格粗獷大氣，概括洗練，這恐怕與曇曜“以禪業見稱”不無關系。

　　云岡石窟中期伊始，孝文帝倡導漢化，義學發達的龍城（今遼寧朝陽）、長安（今陜西西安）成為平城佛教思想的新來源。曇曜的影響力開始減弱，涼州僧團式微，來自徐州、長安等地的造像集團成為云岡石窟造像團體的新主流。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平城淪為舊都，原先體現、代表國家政治利益與精神信仰的云岡石窟營造工程，轉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層官吏及百姓續鑿，功德主身份變了，洞窟的性質、功能等自然大異其趣。

　　總的來看，開鑿云岡石窟的工匠來自以下幾個系統。

　　一、河北、山東工匠系統

　　拓跋鮮卑最早接觸佛教，是在拓跋什翼犍時期。

　　咸和四年（329），什翼犍被遣至后趙長達九年，實際上他是作為質子被扣留在后趙都城襄國（今河北邢臺）的。后趙“備究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異道術的佛教靈魂人物佛圖澄就長期在這一帶活動，后趙佛教蓬勃發展的景象，什翼犍耳濡目染。

　　拓跋鮮卑真正有意識地接觸佛教，始于道武帝時期。天興元年（398）歲尾，道武帝徙六州22郡地方長官、豪門大戶及百姓2000家，共計萬余人至平城。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遷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對佛圖澄的弟子僧朗敬重備至。皇始中，年近60歲的趙郡沙門法果被召至平城出任道人統，統攝全國僧務。河北這塊土地不但滋養佛教，對佛教還有博大的包容心，太武帝廢除佛教時，包括曇曜在內的各地僧侶都選擇在此避難。

　　道武帝時廣修佛寺，修整宮舍，造五級浮屠、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最早進入平城的河北工匠體系因云岡石窟工程尚未開啟，主要參與的是平城佛教寺院項目的建設，但他們應是后來開鑿云岡石窟的儲備人才。

　　山東在納入北魏版圖之前，有60多年的時間都歸轄東晉及劉宋。太武帝滅佛時，山東因時屬南朝，其佛教體系的完整性沒有受到影響。皇興元年（467），北魏攻擊劉宋，三年后，山東大地納入北魏的版圖。青、齊之地高僧、藝匠北上平城，為平城佛教藝術注入了新鮮的南朝風氣。

　　二、河西工匠系統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涼，涼州造像集團對云岡石窟的開鑿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從西晉永嘉之亂到東晉末世的百余年間，中原大地正處于紛爭擾攘的亂世，各割據政權兵燹未止，鏖戰不休。涼州地接西域，南奉晉室，遠離王朝之爭，得以獨善其身。且涼州物產豐饒，社會安定，故中州的儒英、世族把它當作流徙避亂之地；西來的僧侶為躲避中原戰亂也以此為終點駐錫傳法。

　　佛教由印度傳入我國新疆后再逐漸向東，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區。早在西晉時，竺法護的譯經就已流布涼州（今甘肅武威）。

　　涼州，“通一線于廣漠，控五郡之咽喉”，是古絲綢之路上的軍事要地，北魏對涼州早已垂涎欲滴。北涼推行以佛治國，中天竺高僧曇無讖是指導這一模式的靈魂人物。太延五年（439）八月，太武帝親率部眾攻北涼。九月，北涼告亡。自此，中國歷史上歷時130余年的十六國分裂割據局面結束了。十月，太武帝徙涼州宗室、士民三萬余家至平城。

　　這是一支超級“豪華”的移民隊伍，其中聚集了眾多聲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有敦煌劉氏、索氏、張氏、闞氏、宋氏，武威陰氏、段氏、王氏，金城趙氏、宗氏，還有隴西李氏、晉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廣平程氏、河內常氏、清河崔氏。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趙柔，“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編修國史；敦煌人索敞，“專心經籍”，“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姑臧人陰仲達，“少以文學知名”，委修國史；陳留濟陽人江式，善蟲篆、訓詁，拜中書博士……此外，在由涼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還有幾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師賢以及曇曜。后來，玄高在平城“大流禪化”，深受太武帝信重，太子拓跋晃以他為師；師賢做了道人統；曇曜繼任沙門統，主持開鑿了云岡石窟。

　　涼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來了興盛期，并成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涼州工匠有豐富的開鑿石窟經驗，他們成為開鑿云岡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三、長安、徐州工匠系統

　　十六國時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相繼統治關中地區，二秦君主都推崇佛教，故長安成為佛法較早興隆的地區。公元401年，姚興迎請鳩摩羅什到長安譯經，中國譯經事業由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始光三年（426），北魏大舉攻夏，取長安，克統萬，徙萬余戶到平城。徙民中有一沙門名叫惠始，他曾在長安師從羅什，被太武帝帶回平城后，廣布佛法。惠始有跣足的習慣，據傳，他即便光腳走在泥澤中，雙腳也不被染污，世人送他“白腳大師”的雅號。

　　長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來，太武帝卻在這里向全國發出滅佛的詔令。由崇佛到滅佛，我們無法知道這位帝王的內心當時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中國古代一共發生過四次滅佛事件，首次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至于滅佛的原因，除了佛教與道教之間的矛盾沖突外，還有佛教自身的腐化墮落以及佛教與皇權之間的矛盾等，而發生在陜西杏城（今陜西黃陵）的蓋吳起義是這場法難的導火索。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天，盧水胡蓋吳率領羌漢等各族起義軍在陜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武帝親征蓋吳，無意間在長安的一座寺院內發現藏匿的兵器與釀酒工具，更令他意外的是，佛門清修之地竟然設有供人行淫的密室。太武帝斷定他們與蓋吳有通謀，遂下令誅沙門、焚佛像，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難——太武帝滅佛發生了！曾經佛光普照的長安城，一夜之間，寺廟佛塔莫不傾毀，一境之內，沙門絕跡。平定蓋吳起義后，太武帝徙長安能工巧匠2000戶至京師，其中有一個被施閹刑的小孩，他就是后來主持開鑿云岡石窟崇福寺的羌人王遇，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也由他主持監建。

　　徐州，古稱彭城，地處黃淮平原，得南北政權之界的地理優云勢，高僧云集，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獻文帝天安元年（466），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城歸附，彭城納入北魏版圖。太和四年（480），徐州、兗州兩地數萬民眾及僧人起義，次年二月，孝文帝以平叛暴動的名義，俘三萬余人北徙平城。受長安、徐州佛教文化影響，平城佛教這一時期盛行講論《法華經》，云岡造像出現大量中國傳統建筑中的平棊、瓦頂、斗拱等構件，附設榜題畫面、雕飾龍雀龕尾等漢風事物充盈窟室，呈現出一派雕飾綺麗的漢化氣象。

　　除了以上各地僧團、工匠參與云岡石窟的營造，還有部分外國僧團帶著佛像粉本進入了云岡石窟。

　　據《魏書》記載：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跡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記：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缽并畫像跡。沙勒即疏勒。這兩件事被寫入《魏書·釋老志》，可以想見當時的佛像粉本一定對云岡石窟造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