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樂寺建于遼統和二年（984），制作精麗，保留著顯著的唐代風格，“若論技術之精湛、藝術之品第，……是現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是最佳典范”（陳明達語）。千年以來，這座木結構的殿堂樓閣雖屢遭天災而完好如初，充分顯示出我國古代建筑學的卓越成就。

　　獨樂寺被發現于1932年，是中國營造學社開始調查測繪的第一處古代建筑，梁思成說它“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中國建筑蛻變之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

　　作為我國杰出的建筑歷史學家，陳明達1932年參加中國營造學社，師從梁思成、劉敦楨，畢生致力于重新發現中國古代建筑學體系，著有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尤以宋《營造法式》專項研究享譽中外。在他的晚年力作《薊縣獨樂寺》中，陳明達嘗試應用“材份制”對獨樂寺觀音閣、山門進行建筑學理論分析，追索中國建筑在結構力學、建筑美學等方面的獨到建樹。

　　那么，天津的獨樂寺究竟為什么被梁思成先生譽為“無上國寶”？在陳明達的學生王其亨于2007年為其增編遺著《薊縣獨樂寺》寫下的序言中，王其亨記述了《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即《薊縣獨樂寺》）的重要之處，以及他與陳明達先生之間的一段特殊經歷和一份特殊情感，記述了這樣一位大師級的建筑歷史學家嚴謹的治學態度。以下內容即為這篇題為《回憶陳明達先生——<薊縣獨樂寺>代序》的序言之部分節選。該篇序言現為《薊縣獨樂寺》的附錄。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薊縣獨樂寺》，陳明達著，浙江攝影出版社2024年1月版。

　　獨樂寺觀音閣、山門兩座遼代建筑遺構

　　在陳先生為數頗豐的遺著中，《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是極為重要的一篇。因為：

　　1、獨樂寺觀音閣、山門這兩座遼代建筑遺構在中國建筑史上占有非常獨特的一頁：大時代已跨入北宋時期，而與北宋毗鄰的遼王朝卻因為文化傾向上的取舍，在建筑方面具有與北宋大致相同的技術水準，而在藝術風格上卻更多地繼承了唐代的雄健豪邁的風氣，故現存九座遼代建筑遺構幾乎個個都是上佳之作。其中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山西大同華嚴寺大雄寶殿以大體量、大氣勢雄冠一時；山西應縣木塔是建筑技術水準的巔峰之作；薊縣獨樂寺兩建筑則誠如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評價，“若論技術之精湛、藝術之品第，均應推為第一，可以說是現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因此，無論從建筑風格的唐代遺風而論，還是就宋代建筑技術和設計原則的成熟、定型而論，對獨樂寺兩建筑的研究，都是解讀以《營造法式》為標志的中國古代建筑學體系的關鍵環節。近年來，對遼代建筑特別是對獨樂寺兩建筑的研究論著是很多的，但代表唐遼建筑研究最新進展和最高水平的，還須首推陳先生的這篇十七年前的舊作。

　　2、單就獨樂寺建筑研究史而言，早在1932年，梁思成先生發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文，不僅是獨樂寺建筑研究的開山之作，更以“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的引進，標志著中國建筑史學的誕生。梁先生的方法，要而言之，是引進西方的科學觀以重新認識民族建筑文化的方法。這個方法，無疑是具有開創意義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充分掌握了西方科學方法之后，似乎應該有新的側重和突破了。恰逢其時，陳先生意識到：在理解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基礎上，使用本民族的歷史語言從事建筑歷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故本篇通過復原遼宋時代的建筑語言，使用“材份”“宋尺”“標準間廣”“數字比例”“方格網”等傳統語言和工具，以縝密的邏輯推演向我們展示古代建筑師設計一個建筑組群的過程。陳先生的這個專題研究，使他向“重新發現、確立我們本民族建筑學體系”的學術理想又邁進了一步。這篇《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制度》與梁先生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各自代表了所處時代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關于古代建筑哲匠在建造房子之前是否進行設計的問題，歷來說法不一而偏重于“沒有設計”。這似乎是個小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中國古代建筑是“陳陳相因的原始狀態，還是如西方人一樣視建筑為一個藝術創作”的大問題。故陳先生對此是竭力辨析的。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從事樣式雷圖檔研究的時候發現了一張某陵碑亭設計圖，是同一碑亭的兩個方案比較，以朱筆畫方格，二分作一尺（即1/50），墨筆作設計圖。由此，似可證明清代的匠師是有設計圖的。

觀音閣上檐翼角細部，《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

　　我將這份圖紙的復印件呈送給陳先生。當時他撰寫這篇獨樂寺專論的工作已接近尾聲，這張圖紙恰好可以補充他的實例佐證，使“戰國中山王墓《兆域圖》”“宋《營造法式》地盤圖、側樣圖”和“清代樣式雷圖”等前后銜接起來，環環相扣，證實了陳先生“當時不但有設計圖紙，而且必定有全面細致的圖紙以及分析比較的圖紙”的立論。作為他的學生，我能有機會為先生的論證過程出一臂之力是深感榮幸的。由此，我也想起陳先生與我之間一段師生“教學相長”的往事。

　　用中國自己的語言描述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

　　大概是1982年冬天的一個上午，陳先生給我講授了大約兩個小時的《營造法式》課之后，突然說：“我不講了，咱們討論吧?！蔽夷菚r初出茅廬，或者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說是初生之犢，也35周歲了），當即提出，中國古代“幾何分割”的理念比較薄弱，而始終強調“關系”，即相互的關系，就跟《營造法式》里的大量描述一樣：一個高、面寬，廣、厚之間就是體現出的這種關系，且都采用數字比來表達，而不是用幾何分割方法。

觀音閣正立面（南面），《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

　　此前，我一直比較關注科技史研究，在對于西方數學史、中國數學史的閱讀和思考中，發現在中國古代沒有類似西方歐幾里得幾何的體系，而是一種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的、更多地講求實際應用的數理體系，都是用算學或者用數字來進行比較、歸納、研究。最典型的如“畢達哥拉斯定理”，在中國古代卻稱之為“勾三股四弦五”，即將其用數字比表示；而圓周率、割圓術等，推導出來的約率和冪率也是如此。用在《營造法式》里的數字比都可以視為“黃金分割比”。

　　我的這個看法，觸及了梁、劉二公等老一輩中國建筑史學家所一直沿用的研究方法：使用西方的數學理念研究分析中國建筑。陳先生在《應縣木塔》的研究當中，可能受到“五四”以來“西學東漸”所及西方的歐氏幾何的構圖分析方法的影響，也是以畫圓、畫三角、畫對角線等來分析中國古代建筑的。

　　當我將這些觀點講出來之后，陳先生表示認同，并馬上與我討論中國古代建筑平面比例的規律。我想，陳先生之所以鼓勵、贊同我那時還不很成熟的思考，甚至從中采納了我的一些觀點，而不固執己見，因為他一向認為：既然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就要了解我們古人的真實想法，亦即在當時背景下古人是怎么想的，無論其對與錯。更何況古代建筑中一系列世界文化遺產都能證明其合理性，不見得一定要采用西方人的方法才被認為是科學的、成功的。

　　現在看來，在五四運動前后，引進西方的科學理念無疑是重新認識本民族傳統建筑的必經階段，而下一步的工作是嘗試重新建樹中國建筑學體系的問題。在第二階段，回歸傳統語言體系是一個關鍵，畢竟西方的方法主要是解決西方問題，未必都合乎中國的實際。陳先生在完成了《應縣木塔》之后，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了。認真研讀和體會其早期的《應縣木塔》、中期的《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最后到關于獨樂寺的研究，可以看到貫穿其間的這個變化。在這個變化中，他不滿足于已有的成果，對后輩善加鼓勵、平等交流，始終在尋求新的思路、新的突破。那次師生之間的對話，可算是一個“教學相長”的實例，體現了陳先生真正的大師風范。

山門脊獸，《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

　　陳先生在《應縣木塔》《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當中，都強調過“材”，因為《營造法式》規定“以材為祖”；在大木作研究以后，他就強調“份”，他說光靠“材”不夠；而再往后，他再次主張從“份”回到“材”，他說還得“以材為祖”。此時他畫的分析圖不再有對角線、三角形、圓、黃金分割等，采用的全是方格網，一種更簡潔、更洗練的比例關系。而這也是符合中國古代思維模式的。今天看起來，這也并非是出乎意料，畢竟在原來對中國古代的數理思維模式有一個長期了解之后，我就一直相信在古代建筑中必然存在著一整套的數理關系。中國的象棋、圍棋、中國的軍陣圖，大量使用的都是這樣的方形格網。還有中國古代的地圖，“計里畫方”，都可以上溯至“井田”二字上面。

　　我受教于陳先生門下，經過師生之間多次的溝通以后，深切感覺到陳先生后邊的理路確實和前邊有了明顯的不同，又回到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上了，我認為這個更為本質。陳先生晚年所寫的《中國建筑史學史提綱》（殘稿），即是想通過深入的研究去恢復一個屬于中國自己的建筑學體系。為此所作的嘗試之一，即陳先生所言的，要用中國自己的語言去描述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這些重要的學術理念，正體現在陳先生的獨樂寺研究之中。

　　強調“整體思維”的研究理念

　　有關陳先生的治學方法，另有一點很重要，即他特別強調“整體思維”的研究理念。他一生致力于《營造法式》研究，對于這部典籍的文本，一再強調它具有科學嚴謹的體例，是一部體例十分嚴謹、宗旨非常明確的科學著作。李誡主持編纂的《營造法式》根據當時的實際應用給出了相應的彈性，但絕對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評價其不完備，因為《營造法式》更多地考慮到“估工算料”的需要，而不是針對當時的建筑設計，需要我們根據里面的信息去挖掘建筑設計規律和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功限、料例、等第、圖樣等這幾部分都是前后關聯、照應的。過去的研究往往注重制度，后邊的功限、料例等卻被研究者所忽略。

　　陳先生一直強調《營造法式》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若要了解每一個局部，就必須了解整個系統，否則就會誤判。這個觀點對于我后來研讀《營造法式》給予了很大的啟發。譬如，《營造法式》中的石作制度、磚作制度、雕鐫制度中，最為典型的石作、雕鐫在制度中只有四種，圓雕就沒有，但在功限中出現了，等第、圖樣中也有零星記載。同樣，制度中也沒有磚雕。磚雕是一種很高級的藝術式樣，為什么會沒有？必須回頭來看《營造法式》的體例：它的覆蓋面很廣，一定要選擇最典型的作為模板，很高級的式樣必然用量是很少的，對于指導全國的標準，則要汲取《元祐法式》“只是料狀”什么都能覆蓋、結果沒有彈性空間的教訓，而形成新的體例。

　　按照陳先生這樣的思路去解讀，比如石作、瓦作，同樣也會發現規律，那就不至于產生誤判了。有些人認為《營造法式》編得不好，有漏洞，這恐怕都是讀書不求甚解的緣故——沒有了解《營造法式》編纂的基本宗旨以及相應的體例方法。陳先生之所以能夠取得突出的成就，因為他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另外，陳先生為了排除學術干擾，在生活中不和外界接觸，但是做學問并不是關起門來“閉門造車”，而是全部打通了。他給我講課，講到邏輯學、形式邏輯，也講到很多政治以及國家形勢的內容等，他晚年的思路仍然是很寬的，沒有一定陷在某一個特定的小圈子里面，或者成為象牙塔里面的一個學者。任何結構物、建筑物都牽扯到結構問題，許多前輩在這方面也難免略有欠缺，涉及結構問題就依托搞結構的人。陳先生對此的認識是非常明確的，他直接和結構專家一起來研究。

山門內部梁架（西側之二），《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

　　由于知識面的拓寬和視野的開闊，他甚至注意到《營造法式》里面的許多細節，比如當時居然就有了比重的概念，磚、瓦、石等各種材料的比重都有記載，在運輸土料、石材及各種木材時，各種材料的比重各異，在一個精確計量的估工算料的體系制之下，這個因素是必須考慮、估算到的。陳先生一再強調，《營造法式》是建立在當時社會發展背景下的一個很嚴密的科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