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一詞古已有之，既有“度假”的動詞詞性，也可視作名詞“假日”。“休”字在《說文解字》中被釋為“息止也，從人依木”，它的字形從甲骨文至今并無太大變化，均寫作人倚于樹木的姿態，會意而成“休息”之義。《詩經·大雅·民勞》曾在一唱三嘆的重章疊句中將“休”的意涵表達得淋漓盡致：“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反復歌詠于繁忙勞作中祈求休憩歇息的心愿，并系聯到“休”的另一義項：從勞苦中解脫出來后而獲得的“歡樂美好”，“休戚與共”一詞中的“休”即有此意。也就是說，“休”本意是暫時停止勞碌工作來休息安歇，進而引申出從中感受到的喜悅心態。“休假”之“假”字原作“叚”，金文象兩手交付形。《說文解字》稱“叚，借也”，上博簡《吳命》有“敢告叚日”之說。添人字旁為“假”，增日字旁為“暇”，假日即為人們工作之余借來的閑暇時光。屈原在《楚辭·離騷》里就有“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的表述。休假使吏民暫且從公眾空間退出，轉入私人空間進行一些娛樂活動。

元代王振鵬《寶津競渡圖》中的賽龍舟場景

　　宴飲舞樂與潔身孝親：秦漢休假制度之始創期

　　翻檢先秦文獻，未見有關成型休假制度的記載。春秋時期“及瓜而代”的故事更是生動講述了當時休假無定時的狀況：“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連稱和管至父兩人的外任期限由君主個人決定，以瓜熟蒂落的自然周期作為評判標準，而非固定可依的制度。但此時休假的觀念已然得到了廣泛認可，民眾歷經數月辛苦農事后，最終空閑下來會舉行蠟祭狂歡。孔子評點其為“百日之勞，一日之樂”，并借此推論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說法，既緊張又放松，這才是周文王和武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農民勞作和士人行政都需要一定的休息。但這里的“百日”和“一日”當屬大略之數，不是精準定額。

　　直至“事皆決于法”的秦帝國建立，休假制度在法律條文上得到了明確規定，據出土秦代簡牘可知此時已有歸休、病假、喪假、農假、婚假等諸類條目。其中，休喪假亦被叫作“歸寧”。農假則為需參與田地耕獲的特定群體所享，于各農忙時段分別給予二旬假期（注：一旬為十日）。重視農耕的秦帝國在因農告假方面頗為寬裕，《史記·高祖本紀》記載“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劉邦就曾以幫忙下地耕作為由請假。婚假屬于事假告歸的范疇，十日之期包含在全年三十日的額度內。事假大抵也包括天氣原因造成的不可抗力，岳麓秦簡就曾提及“遇水雨不行者”。想來陳勝吳廣于大澤鄉起義前遭遇暴雨的時候，大約也是有相應“雨留日數”的。喪假和病假由吏民戍卒共同享有，但官吏無需事后補足假期，而民眾得“拾日平徭”填補因休假而空缺的執勤時長。至于具體休假時限，喪假根據父母、子及兄弟、太父母等親屬關系遠近分別給予一月、十五日、五日的假期，病假則一年內總計不超過三個月。而“歸休”是秦代最重要的常規休假類型，類似于如今的年假。里耶秦簡記載了唐、援、謝等眾多官吏的“歸休”情況，千載之后我們仍可以透過纖細的竹簡縫隙，看到那抹歸家途中乘船走馬、風塵仆仆的身影。岳麓秦簡說“吏歲歸休卌日”，每年的歸休總天數是四十日。庶卒等下層官吏則兩年一休，可居家三十日。

　　秦法除了劃定休假類型和日期外，還詳細規定了配套的相關機制，如休假途中的行進速度、食宿供給、選擇道路、報備流程等。若一位官吏歸休，他的行進速度最好控制在每日八十里到一百里之間。歸家日行八十里，返崗可日行五十里。途中如果缺少谷物糧食，可以向當地官府以平價購買或續食。道路建議選擇先莊道后水路。報備流程則是先去咸陽某機構或過所縣官處告假，最終返回官署報到銷假。

　　此時的休假生活以實用為主，戍卒小吏歸休為著“取衣用”，農假用來耕田種地，病假則是侍弄湯藥。不過，高級官員的假期生活則有著更多的休閑意味。《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因為兒子李由休假歸家而置辦酒席舉行宴飲，眾多官員均前來參加并奉酒祝壽。如此盛宴大抵也會有當時流行的觳抵優俳和歌舞燕樂等表演，畢竟與之相距年月不久的軍中鴻門宴上，項莊曾聲稱“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史記·項羽本紀》）。就連項羽兵敗前夕飲酒時，也都有美人和歌，可見秦漢之際宴席多飲酒作樂。秦始皇將臘更名為“嘉平”后，也延續周代飲酒狂歡的傳統。但目前未見明確記錄嘉平休假的文獻，或許當日雖有全員皆飲的福利，官吏們卻仍需保持辦公的狀態。

　　漢承秦制而有所損益，休假制度亦是如此，稱呼和時長等在細微之處有異有同。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和居延漢簡中保留了諸如“歸休”“喪告”“取寧”之類的稱呼，傳世文獻則多以“告寧”“告歸”“休假”二字代之。甚至析言為“休謁之名，吉曰告，兇曰寧”，還劃分出有功而得的“予告”和天子厚遇的“賜告”兩類，并將其追溯至“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但實際操作中時斷時續或有或無，存在“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和“和帝時，予賜皆絕”的階段。具體到各類休假來說，喪假據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藏律文，不再像秦朝那樣按照親屬遠近關系區分出三等不同的假期時長，反而劃歸為簡約的兩類時段，具體日數也有所變化。病假總額度仍為三個月，卻出現了優待的賜告之規來增加假期。整體上相較于秦代而言，漢代最為鮮明的特色還屬周假和節假制度的開創。

　　漢代周假是五日一休，被稱為“休沐”或“洗沐”。《漢書》明確記載多位官員均“每五日洗沐”“五日一歸府”，漢樂府《雞鳴》也描述了“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的場景。漢代官吏工作時需要居住在官署里，休沐時方可外出歸家，所以圍觀侍中郎奢華排場的人們也以五日一次的頻率出現。著名詩篇《孔雀東南飛》記敘焦仲卿送歸劉蘭芝后赴府辦公，想來正是由于休沐制度要求駐于官舍以至無法每日還家，再婚消息傳來時只得“因求假暫歸”。《初學記》引《漢律》稱“休假亦曰休沐，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可見此時周假已然成為制度。而節假則主要針對“日至”，即冬至和夏至兩個重要節點。漢人認為夏至陰氣始起，冬至陽氣始萌，是“氣至”的日子。因此，“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亦稱“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白虎通》解釋說至日陰陽氣微，需要人們靜下來以幫助微氣成就萬物，所以應該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漢官舊儀》則言：“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所以，漢代有著“日至，吏以令休”的傳統。歲時伏臘可以說是漢代極為重要的休假節點，賢臣虞延在任時“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系，各使歸家”，讓囚犯也享受一把休假的待遇。

　　雖然休沐的最初目的不外乎濯發洗腳和清潔身體，日至休假則為了寧靜安歇，但由于工作時期無法與妻子友人相聚，所以官吏們多利用難得的休假來進行家庭鄰里社交或休閑娛樂活動。石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為父親洗滌衣物；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都是趁著周假來孝敬父母，團聚親戚。節假亦是如此，東方朔曾伏日早歸把皇帝賜肉帶回家給妻子吃，眾人于日至假期多進行“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之事。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曾作《報孫會宗書》，其中提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并詳細描述了自己家中撫缶鼓瑟、唱歌起舞的休閑活動，在這種氛圍中“娛密座，接歡欣”。

　　休假制度的常規化無疑增加了室內和市井游戲的參與人數，進一步推動休閑娛樂的發展，漢文帝就經常前往得賜洗沐的鄧通家游戲。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室內游戲是六博棋，漢景帝曾和吳太子兩人戲玩六博，在博局上進行非常激烈的爭道競技。六博棋的玩法是：在棋盤的相應曲道上安置棋子，中間模仿水池放入兩枚“魚”。雙方輪流投擲色子，由此決定棋子的行進步數。當一方某棋子走到特定位置就可以被豎起，稱之為“梟棋”。梟棋可以吃掉對方的“魚”，牽“魚”能夠獲得博籌，率先得到六根箸的一方獲勝。長沙馬王堆曾出土過一套完整的西漢漆盒裝六博棋具，東漢六博陶俑也屢見于世，這些文物身上凝固著的六博對弈歷史，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狀況。

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漆盒裝六博棋具

　　也有官吏選擇在休假期間進行室外游戲，“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的事跡甚至被記入《后漢書》中。市井游戲施展空間較大，有斗雞走馬和蹴鞠百戲等多種形式。《括地志》稱劉邦的父親“斗雞蹴鞠，以此為歡”。漢宣帝劉病已也常在市井流連，喜作游俠之態，除了與人博弈外，還玩些斗雞走馬之類的游戲。而更為盛大的娛樂活動則是百戲，漢武帝曾于元封六年夏舉行百戲演出。《漢書·武帝紀》記載，當時“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東漢張衡在《西京賦》里仍時時回味，還描述了其他諸如“烏獲扛鼎，都盧尋橦。沖狹燕濯，胸突铦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等各種雜技和“魚龍曼衍、東海黃公”等“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的戲法。如此豐富多彩的休閑活動讓人“心酲醉”，無怪乎吸引了休沐的官員“便旋閭閻”前來游戲。山東沂南出土的東漢百戲畫像石上刻了飛劍雜耍、魚龍曼衍、馬戲鼓車等場景，仿佛這場盛大的百戲仍在上演，歷經千年依然活靈活現。

　　而休閑娛樂的豐富也促使休假制度進一步完善，“日出游戲”的玩樂渴望使得一些郎官不惜賄賂以求假期，楊惲得知后進行整頓，使得“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這些郎官大抵就是當時盛行的都邑游俠少年，比如漢武帝寵臣韓嫣曾以金為丸，在四通八達的康莊大道上馳逐彈射為樂。值得一提的是，漢代休假期間諸多休閑娛樂活動多源自戰國，和蘇秦所言的“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無甚區別。上古的朝代更迭并未導致它們的大規模變換，班固在《西都賦》中所說的“既庶且富，娛樂無疆”始終是不變的主題。但到了中古時期，新興的山水雅集成為士人休假期間的主流選擇。

　　山水雅集與都市繁華：唐宋休假制度之全備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休假制度基本延續秦漢模式，此時休假多被稱作“取急”或“請急”。根據王韶之所言“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并請來年限，合為二百日”，休假總時長喜人。晉人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鐘情于山林水澗，將官府政制視作禁錮，各種休假退隱的舉動反為人所贊。陶淵明因妹妹去世而自免去職，回到家鄉田園之中，完全沒有走申請休喪假的手續。心系家鄉莼鱸美味的張翰也憑著自己的心情隨意離職，并未請假就命駕便歸。雖然當局后來因此把他開除了官吏的行列，可“時人貴其曠達”，對張翰此舉頗是稱揚。

　　東晉時期大文學家謝靈運曾“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長時間盡情于山水之間，絲毫不在意休假制度。直到皇帝下旨讓他自己解職，“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在程序層面實現了合法地“游娛宴集”。晉時由于游玩集會而請假的官員不在少數，車武子當侍中的時候，和王東亭等人約定了一起出門游集，于是一大早就“請急”外出。因個人休假需求破壞休假制度的還有顧長康，他在殷州任上時曾經想要請假東歸，但是按照時例是不能配備布帆的。結果顧長康“哭求之，乃得”，通過痛哭來求取破例的休假待遇。除了非正常手段的請假外，晉朝官員正常休假期間也常沉浸在自然之境中。《續齊諧記》中有個故事就發生在主人公休假還鄉途中，他在夜間特意登上亭子望月。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名作《登樓賦》首句便說“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欣賞自然風光的舉動盛行一時。

　　在這種背景下外出禊祓的上巳節受到了魏晉之人的追捧，暮春時節人們往往聚集在野外有著清泉茂林的地方。《蘭亭集序》就是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與謝安等官員進行戶外修禊雅集，在大自然懷抱中吟詠詩文的產物。與之相媲美的金谷園雅集亦是如此，“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極盡視聽的歡娛，并各自賦詩以抒幽情。雖然當時上巳節并未成為官方指定假日，但民眾們在三月初三的冶游熱情還是很高的，唐代據此調整了休假制度。

　　唐宋時期上巳節有一天的休假額度，二月末三月初的寒食節和清明節也屬于節假，因此人們經常于此期間外出春游。唐代長安的曲江、北宋開封的金明池和南宋臨安的西湖都是廣受青睞的玩樂地點。“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民眾在季春假日里多有訪花之舉。唐代駢文傳奇集《劇談錄》曾記載曲江池周圍有紫云樓、芙蓉苑、杏園和慈恩寺等建筑，整體環境是“花卉環周，煙水明媚”，上巳之節時都人非常盛行在這里游玩。杜甫《麗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描述的就是上巳假期楊氏兄妹春游的場景；《清明》中“著處繁花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則是說全國各地的人們都流行在春末節假日出行游玩。宋代人們也常于清明節外出野餐，“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上巳踏青和暮春賞花可謂是一時之盛，貴族子弟哪怕遇到陰雨天氣也會用油幕覆蓋帳子以盡興而歸，都城春時園林樹木幾乎沒有空閑的地方。姚合《杏園》中說“江頭數頃杏花開，車馬爭先盡此來”，人們的觀花熱忱不輸今日，由此還衍生出了買賣花卉等生意。新科進士的游宴也多在曲江舉辦，李淖《秦中歲時記》中便記錄了其中探花使的身影：“差少俊二人為探使，遍游名園。”張籍《喜王起侍郎放牒》亦寫“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字里行間可見少年風流，名花佳人兩相映，自是生平得意之事。

　　此外，蕩秋千和蹴鞠也是唐宋時期上巳節和清明節前后人們熱衷進行的娛樂活動。李隆基在《初入秦川路逢寒食》里曾記下自己在寒食與清明時節的所見所聞：“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秋千。”王維也在《寒食城東即事》中描寫“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里”，踢出的皮球屢屢高出飛鳥上，蕩起的秋千爭相飛出綠楊林，一派活力滿滿的場景。雖然王維在詩歌末句表示“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但正是這些節假日期間看到少年男女蹴鞠和蕩秋千，才使得他產生了勸慰青春少艾每天都開心游玩的想法。萬俟詠的《戀芳春慢·寒食前進》中同樣有“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無限游人”的描寫，《東京夢華錄》也說此時“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踘疏狂”。除了和現代踢足球相似的蹴鞠外，唐宋時期打馬球也十分流行。《唐摭言》中記載有進士劉覃在曲江池畔跨馬執杖下場打球的故事，宋代金明池寶津樓旁也是都城人士擊球之所。陸游《夢中作》一詩稱自己夢中還不曾忘卻“油筑球場飛騕裊，錦裁步障貯嬋娟。擁涂士女千層看，應記新豐舊少年”，少男于球場上身騎駿馬恣意打球，少女在旁邊圍觀，令人心馳神往。此外，還有一種從擊鞠演變而來的類似現代曲棍球的步打球運動——捶丸，同樣頗受人們歡迎。除了球類運動外，龍舟競渡也是春季節假日的一大樂事。唐代詩人用詩歌記錄下了“三月三日天清明，楊花繞江啼曉鶯”背景下的競渡場景，不僅有“前船搶水已得標，后船失勢空揮橈”的細節刻畫，而且還描寫了“兩岸羅衣破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的觀眾熱鬧局面。宋代甚至有題款張擇端的《金明池爭標圖》存世，展示各龍舟左突右進的場景。南宋《夢粱錄》也記載了清明節時人們傾城而出前往杭州西湖觀看龍舟的娛樂活動，可見民眾對此熱衷程度之高。

　　而其他諸如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七夕節等重要節日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三伏等節辰，唐宋政府同樣會給予相應假期。自唐玄宗開始皇帝生日一般也會被定為假期，宋代還因篤信天書降臨而設置了天圣節和天慶節等休假日。休假期間各色娛樂活動讓人應接不暇，中秋玩月的人群“婆娑于市，至曉不絕”。盧照鄰的《十五夜觀燈》、蘇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李清照的《永遇樂·元宵》等詩詞亦均描摹了元宵節游人于街市觀燈的盛況。而平日里與節假相配合的旬休制度也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休閑時間，促使市井活動愈發昌隆。

　　唐宋時期的旬假與漢代不同，從五日一休改為了十日一休，但仍以浣洗的名目進行。《滕王閣序》中寫“十旬休假，勝友如云”，白居易說“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郡齋旬假始命宴》），韋應物曾表示自己“九日驅馳一日閑”（《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這些詩文里提到的都是旬假。公私有暇，休沐多閑，官吏群體常在旬假期間開展休閑活動。宋代詩人吳潛也說“謾因上浣休閑日，出見初秋瑩凈天”（《出郊用劭農韻三首其一》），陸游更是明確指出“少年從宦地，休日喜無涯。坐上強留客，街頭旋買花”（《休日有感》），于休息日歡快地在街頭巷尾玩樂購物。尤其是到了市坊時空界限被打破的宋代，集餐飲功能和文娛活動于一體的勾欄瓦舍成為了士大夫必游之地。相較于僅在特定節日舉行的視聽盛宴來講，勾欄瓦舍常年開放，士人旬休之日有閑暇時間自然可以到茶坊酒店飲酒品茶，在食肆攤子吃飯，至瓦市觀看優人表演。甚至還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完全可以滿足公私營干到深夜方歸的顧客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士大夫假期休閑的重要形式之一宴飲還催生了唐詩和宋詞等文學樣式的誕生及發展。士人創作詩詞后由歌伎在席上詠唱，造就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朵朵奇葩。

　　總體來說，唐宋時期休假較多，包括旬假、節假、婚喪假和事假等諸般名目。但如此寬松的休假制度并未一直持續下去，北宋前期包拯就曾提出節假過長會妨礙公務的執行，請令減少假日時間。金代朝廷也認為休假頗多曠廢了官府事務，所以在降低節假時長的同時縮小節假的涵蓋范圍，除元日、清明寒食、端午、重陽、冬至、立春、立秋外，其余節辰并不給假。元朝雖然額外通過厘定乙亥日的方式將旬假日數增加至每月平均休假四天半，但節假范圍大致與金代相仿。到了明清時期官方再度正式削減節假和旬假額度，在氣候更迭和環境遷轉等各種復雜因素作用下，人們的假期休閑活動也隨之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曲藝戲苑與冬日長假：明清休假制度之新變期

　　明太祖規定百官每月第五日給假，取消了唐宋以來的旬休制度。雖然自宣德年間起允許百官在每年歲首休十日，并定為慣例，但一月三休的規定確乎已然不存。大幅度的假期刪削擠壓了官吏們的私人時間，但實際上休假制度的緊縮反而使得與其相關的休閑娛樂活動發展得愈發繁榮。畢竟“凡官府皆須侵晨署事，日入方散，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只是理想狀態，事實上自明神宗時起，士大夫就多意于雅歌宴會，崇禎中更是盡廢曹司之務。《舊京遺事》記載：“天將明，則有客到門，送迎盡日。及夜，又有呼盧斗彩之會，飛觴引滿。”官吏不論休假與否，皆呈日夜歡歌之態，辦公理政一塌糊涂。清代時期的官吏也是差不多的情形，“惟每晨到署畫到，近午即歸”，就連官名令美的王士禛也在任上“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多人稱其“日與諸名士游宴”。官至兩淮轉運使的盧見曾也“日與詩人相酬詠，一時文宴盛于江南”，他們主持的虹橋修禊甚至成為清代江南文壇的代表性盛事。可見，明清時期官吏的休假實況與制度規定多有不符，他們挪用了部分辦公時間來玩樂。除了傳統的文人游宴雅集外，說書和演戲等俗類娛樂也十分流行。

　　有經濟實力的官吏家中常蓄養家班，昆曲和各地方戲種于戲臺上隨意搬演，以供觀者悅耳娛目之用。《紅樓夢》里賈府因寶釵生日而“在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還為了元宵節元妃省親而專門去蘇州采買了十二個戲子，安置在梨香院里排演，隨時供應主家的聽戲需求。賈母端午節期間去清虛觀打醮，亦登樓看戲。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說泰安州的客店有數十處戲子寓所，上席和次席都有演戲服務，店中演戲者總計二十余處。廟會、酒樓、茶館或會館等地的戲臺遍地開花，張岱的叔叔曾搭臺請來徽州旌陽戲子搬演目連戲，結果場面過于熱鬧，動靜大到當地太守驚慌得以為是海寇來了，這絕類謝靈運當初游玩山林時伐木開道以致臨海太守誤認作山賊到來的行徑。可見無論富豪人家，還是文人雅士，抑或是平民百姓，人們對于看戲的熱愛總是一以貫之的。甚至于皇后喪期聚眾演出《長生殿》，觀者多人因此被處罰，留下“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的嘆惋。曹雪芹的祖先曹寅在此之后仍請來洪昇，用三晝夜演觀《長生殿》，足知當時戲曲對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說書與演戲可謂是明清時期休閑娛樂活動的兩大巨頭，《紅樓夢》中賈母在元宵節聽完一班小戲兒后，就喚了兩個“女先生兒”來配著弦子和琵琶說書，還兼及彈唱曲子。思想家黃宗羲曾為明末著名說書藝人柳敬亭作傳，稱柳氏“能傾動其市人”，縉紳名流爭著邀請他前來說書。孔尚任考據時地寫出的歷史劇《桃花扇》，就有男主角侯方域特地預約才得以聽柳氏平話的情節。張岱還在《柳敬亭說書》中記錄下了柳敬亭說《景陽岡武松打虎》時各色聲音的內容，贊其“描寫刻畫，微入毫發”。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時期人們愛好看戲的社會環境催生了諸如《牡丹亭》等傳奇戲本，熱衷說書的休閑選擇也與話本小說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章回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且聽下回分解”，就是說書人的口頭程式遺留。《三國志平話》《說岳全傳》等小說與說書關系密切，《金瓶梅詞話》中也含有大量詞曲韻文的講唱，清代中葉女詩人陳端生創作的彈詞《再生緣》更是被郭沫若評價為與《紅樓夢》齊名的“南緣北夢”。

　　其實唱戲和說書在一些特殊節點有著更加盛大的規模，《歧路燈》借王氏之口說撫院、布、按大老爺們三月三這一日也去趕會，廟會上“演梨園的，彩臺高檠，鑼鼓響動處，文官搢笏，武將舞劍”。還有賣飯菜茶酒的、弄百戲的、說評書的，十分熱鬧。《梼杌閑評》寫撫院各官觀看戲子參堂演戲，春社竟有五十余班戲子，包含雜耍戲法和皮影戲等多種形式。小說還特地指出明朝官吏迎春日可飲酒，接著細細描摹昆腔旦角唱演《浣紗》時的標志身段。但實際上這些日子在當時并非官方指定假期，明初只有冬至和正旦兩個傳統節假，分別放假五日和三日。后來永樂皇帝在元宵節期間給官員賜假十日并著為令，從此明朝擁有了三個臨近的節假。清代則正式將它們連綴起來，官府從年末十二月底開始共計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不再辦公，稱為“封印”。據《清會典》記載端陽、中秋和重陽節也有一日假期，還有皇帝生日的七天假，但和年末封印長假比起來都可謂是小巫見大巫。

　　明清兩代正值氣候史上的小冰期，異常冷冽，冬季里的休假給人帶來了與酷寒相抗衡的一份歡愉，也衍生出了一些獨具特色的休閑娛樂活動。比如元宵節賞玩冰燈，明代詩人唐順之曾寫《元夕詠冰燈》：“出海鮫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里看。”元宵節晚上燭火在雕刻玲瓏的冰塊中朦朧閃爍，再加上絲絲縷縷的寒氣，讓人產生身處清冷月宮的錯覺。乾嘉年間新疆的冰燈還加入了白礬以減緩融化速度，以燭照冰的視覺效果非常棒：“五里以內盡通明，半月能教天不夜。元夕冰輪照碧空，大千人入水精宮。”（金德榮《巴里坤冰燈歌》）東北地區的上元節冰燈更是精妙絕倫：“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鏤五六尺冰為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一些諸如緣桿和度索之類的百戲也會在冰上表演，乾隆皇帝在《上元燈詞八首》其三中寫道：“連宵都有郊燈爍，今日偏饒冰戲奇。燈熻冰光水映月，渾成世界凈琉璃。”冰燈與冰戲交相輝映，呈現出一場場視覺盛宴。明清時期還出現了明確記載的元夕走橋活動，婦女多穿上白綾衫，晚上相約梳妝結伴走百病，《金瓶梅》中就有潘金蓮等眾婦人走百病的情節。其他諸如花燈、煙火、演戲、評書等各種娛樂活動在元宵節也是有的，它們共同為異彩紛呈的上元夜增添了無盡活力。

明代《上元燈彩圖》中描繪的元宵節期間南京老城南燈市與商貿集市盛況

　　縱觀中國古代休假制度的歷代演變，總體上呈現出松緊相間的模式，并在與假日休閑娛樂活動的雙向互動中，展露出鮮明的不同時代特色。休假得以制度化的初始動機在于人們勞作中需要適時休息調適的實際愿景，秦朝因而建構出統一的休假制度來規范個體行徑。《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穎達為之作注稱：“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休假制度蘊含著愛惜民力的意味，并與宏大的宇宙觀相映照。在該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漢代五日一休沐和至日絕事的章程，不僅有助于家庭倫理親情的培養，而且客觀上增加了參與休閑娛樂活動的人數，由此再反過來促進休假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但休假作為官方制度設計的重要環節，其終極目的還是服務于生產和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無法完全約束民眾的行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崇尚“越名任心”的士人山林雅集就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的休假制度，上巳水濱修禊活動的盛行則繁衍出后續唐宋節假和旬休規定的動態調整。

　　正是在這一張一弛的休假制度運作之下，假日休閑的受眾群體不斷擴展，從上古獨屬于官員和貴族的特權轉變為中古以后普通市民階層也能夠享有的幸福。“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明清時期不僅部分上層官吏乘隙鉆營休假制度而反向促成休閑日常化，且隨著市井經濟的浸染和文化下移，味此休閑趣，眾人盡皆知。“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每天賣貨勞動結束后還會前去品茶觀景以取悅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找尋到忙碌和休憩的平衡所在，普遍的休閑文化漸次而生。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學作品也在這一過程里盡綻華光，給蔚為大觀的中國古代休閑文化增色添彩，作為休假制度與休閑文化核心的民眾由此獲得了現實街市與藝術虛境共同提供的多樣閑暇取樂之選。休假制度和休閑文化兩者良性循環背后那鮮活的人影在此刻重疊，如今亦將接續描繪出一幅幅樂樂陶陶的中國式休閑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