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錢镠平定江浙有功，唐昭宗任其為鎮海節度使、潤州刺史。公元898年錢镠將治所從潤州(今江蘇鎮江)遷至杭州，并逐步統一兩浙，吳越國的疆域基本形成。公元907年后梁朝封錢镠為吳越王，后又封錢镠為吳越國王，自此錢氏吳越國成為偏安一隅的小國。錢镠是為一世祖，其后為錢元瓘及錢弘佐、錢弘倧、錢弘俶，歷三世五王。公元978年錢弘俶納土歸宋，吳越國亡。

　　據《吳越備史》等文獻記載，吳越國王室以及相關的貴族墓葬多數埋于今杭州和臨安地區，習慣上我們通稱為錢氏家族墓。1996年底至1997年初,我們在臨安城區玲瓏鎮祥里村上家頭自然村發掘了一座錢氏家族的墓葬，編號為臨M25。墓中出土的墓志明確記載了該墓主人為吳越國二世王錢元瓘的妻子馬氏，同時將此墓稱為“康陵”。作為康陵發掘的親歷者，以下在對康陵的考古發掘收獲做簡要闡述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康陵地貌（攝于2007年，北-南）

　　發掘結果顯示，康陵的墓葬平面呈長方形，分為前、中、后三室，前室為磚砌，中、后室則為雙重墓壁，外壁用磚砌成拱券，內壁為石板結構。前室平面呈方形，整體為穹隆頂四隅券進式結構，左右各有一個耳室，其中的左耳室正壁鑲嵌了一方青石質墓志。中室平面也呈方形，左右兩壁分別繪有以牡丹樹為主題的彩色壁畫，隨葬的秘色青瓷器也都出自中室。后室平面呈長方形，并置整塊紅砂巖制成的石質棺床,棺床的前后兩端立有石坊。在后室墓門背面上部鑿有淺龕，龕內雕刻朱雀，而在后室后壁中部的淺龕內雕刻了所言的玄武。左壁中部淺浮雕青龍右壁中部淺浮雕白虎，是為四神。后室三壁及墓門背面下半部共鑿有十二個壸門狀淺龕，表情各異的十二尊人物造像分立其中。每尊造像胸前各抱一個生肖動物，代表了每一天的十二個時辰。以上共同組成了四神及十二時辰人物造像。在后室頂板居中位置用單線陰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組成一幅完整的天文星象圖。

康陵后室內景

　　從墓葬結構的角度并結合相關墓葬的紀年材料，若以吳越建國的公元907年為界，迄今為止發現的錢氏家族墓葬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段的墓葬以水邱氏墓和錢寬墓為代表，屬于晚唐的紀年范圍。這一階段的墓葬平面似船形，分為前、后兩個墓室，均為券頂磚室墓。后段的墓葬則屬于五代中晚期的紀年范圍。墓葬平面為長方形，分為前、后兩個墓室或前、中、后三個墓室，多為石槨墓，有的在石槨之外砌磚拱。康陵是這一階段的典型墓例。

　　我國傳統的星象以二十八宿為基礎，其系統化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世紀，起源則更為古老。在康陵墓室后室頂板正中刻有一幅完整的天文星象圖，它用單線陰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星和星之間的連線均用金箔貼成。并刻有三個同心圓表示內規、外規和重規，在內規外緣有一道寬約4厘米近似V形似銀河的白帶穿過，這在錢氏家族墓葬出土的天文星象圖中比較少見。

　　在墓的后室頂部繪刻天文星象圖，這在錢氏家族墓葬中普遍存在，成為反映錢氏家族墓葬葬制的一個重要方面。迄今已經在錢寬墓、水邱氏墓、康陵、吳漢月墓和錢元瓘墓5座墓葬中發現了天文星象圖。這五幅星象圖繪刻的主要內容是二十八宿，風格傾向于寫實。其中錢寬墓、吳漢月墓和錢元瓘墓的星象圖由于受后期破壞，保存得都不太完整。水邱氏墓的星象圖保存比較完整，但東西兩方的星宿方位相互顛倒，將東方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星座繪制到了西方，而在西方的“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星座則繪制到了東方，兩方星宿的排列也全成了反向，南北兩方各自的七宿星座的位置也都是反向。水邱氏墓的星象圖畫全了《步天歌》中29星座正座應有的全部星數，但少畫了附屬星座“墳墓”4星和“附耳”“鉞”各1星，在附座“鉤鈐”中則多畫了1星。康陵的星象圖在內規與外規之間刻有二十八宿，所刻位置相當準確。所刻紫微垣除了北斗七星外，還刻了北極、勾陳、華蓋。對照《步天歌》，康陵這幅星象圖僅少尾宿[附座]神宮星，而在井宿多刻1星。康陵的天文星象圖是錢氏家族墓葬發現的星象圖中最準確、最完整的一幅，也是我國已發現的最早一幅石刻星象圖。

康陵天文圖局部

　　康陵出土了數十件精美絕倫的秘色瓷器。“秘色”這個名詞最早見于唐人陸角蒙的秘色越器詩，清朝朱琰《陶錄》、藍浦《景德鎮陶錄》等書皆云：“秘色窯，吳越燒造者。錢氏有國時，命于越州燒造，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其色似越窯器，而清亮過之。”《十國春秋》《吳越備史補遺》《宋兩朝供奉錄》等書也反復提到過“金棱秘色瓷器”。在已發現的錢氏家族墓葬中出土了100多件不同類型的秘色瓷器，除個別特殊的器形外，大部分是常見的日常生活用品。依據其釉色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水邱氏墓等晚唐時期墓葬中出土的秘色瓷器，釉色青中泛黃或是釉色青黃不勻，器形主要有罌、香爐、油燈、碗等。同時在這一類釉色的秘魚瓷器中還多見到釉下褐彩。釉下彩秘色瓷器的發現，也證明至遲在唐代已經存在釉下彩工藝。另一類則是以康陵為代表的五代中晚期階段墓葬中所出。康陵共出土了40多件秘色瓷器，器形以疊式方盒為代表，也最具特色。其他的器形有瓜棱罐、執壺、托盤、水盂、粉盒、盞托、唾孟等10多種，這些秘色瓷器制作十分工整，胎質細膩堅密，多數呈淺灰色。釉色多是青中泛灰，釉層均勻滋潤，無透明感。除個別采用弦紋修飾外，均素面無刻畫花等裝飾。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器毫無疑問地代表了這一時期“秘色瓷”的較高水平。

秘色瓷方盒

秘色瓷唾盂

　　玉器是康陵隨葬品中數量最多的器類，發掘出土以及收繳的玉器編號多達150余件(組)。綜觀康陵玉器，大致可分為玉雕藝術品和實用品兩大類。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講，康陵出土的玉器都可以稱為玉雕藝術品，這里我們將非日常生活及裝飾所用的玉器劃為玉雕藝術品的范疇，而將具有實用性能的玉器劃為實用品的范疇。以此可將康陵出土的兩類動物形玉雕歸入藝術品的范疇。一是玉龍，二是組合式玉鴛鴦，它們代表了這一時期玉雕藝術的最高水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是一種概念性動物，康陵的玉龍整體上呈扁薄的不規整三角形，兩面雕刻。輔以透雕，雕琢出栩栩如生、昂首飛翔、凌駕于云霧之上的飛龍形象。組合式玉雕鴛鴦出土了3個個體，另外還發現有作為組合件的鴛鴦翅膀，看來組合式玉雕鴛鴦的個體應在3件以上。組合式玉雕鴛鴦的造型生動，制作比較復雜。它以立體圓雕的形式雕琢出鴛鴦的頭、頸及身子，在背脊兩側鏤刻長條形的孔，將鴛鴦翅膀嵌插其中。鴛鴦的翅膀呈扁薄狀，平面形態逼真，還以細條形的鏤孔及外緣凹缺表現羽毛的形態，羽根端還有小圓孔。在鴛鴦的腹底亦鏤刻一個凹缺口，與背脊兩側的鏤孔相通。出土時腹底孔內及翅膀羽根的小孔內都發現了殘留的銅絲，因此可以推定鴛鴦的兩個翅膀嵌插之后，在腹底孔內用銅絲連接固定。整個鴛鴦的造型極為生動,表現了極高的玉雕工藝水平。

　　在康陵出土的玉器中大多為實用品，它們或許就是墓主人生前的實用之物，比較有代表性如玉篦脊。這種平面為半圓形、器體細薄的玉件，其平直端為凸榫形狀，在晚唐時期的水邱氏墓中發現這種玉件鑲嵌在角質篦上。水邱氏墓出土的玉篦脊兩面琢刻了不同的花紋圖案，其中一面刻有鴛鴦，在兩個鴛鴦之間刻了三枝蓮蓬；另一面則在三朵荷花兩邊琢刻龍首魚身的圖案，整體構圖顯得比較繁復。相對于水邱氏墓出土的那件玉篦脊，康陵出土的玉篦脊器形就顯得非常小了，但其制作十分精致,尤其是這件玉器的用料極佳，玉質晶瑩剔透。康陵的這件玉篦脊出土時僅存玉件部分，其有機質的篦已經腐朽。玉篦脊的兩面琢刻相同的花紋圖案，是為相對而立的一對鴛鴦，神態生動，在兩個鴛鴦之間僅有一組寥寥幾畫的如意花形，與水邱氏墓出土的玉篦脊所刻花紋脊構圖均有不同，但主題玉雕圖案還是鴛鴦。康陵出土的長方形玉牌掛件，兩面分別陰刻“富貴團圓”和“千秋萬歲”，外緣分別有四朵蓮花和荷葉相間，此玉牌也應該是墓主人佩掛之物。

　　康陵共出土了5件完整或殘碎的雕刻有鳳凰造型的玉雕花片，這是康陵出土玉器中單個玉器種類中出土數量最多的玉器。這類鳳凰花片平面呈弧邊三角形，一端呈尖首形狀。整器雙面鏤空雕刻，在細密的纏枝花紋中間刻有一只引頸回首、展翅高飛的鳳凰，線條十分流暢。還有一件靈芝花片平面呈不規則的弧邊三角形，同樣是運用雙面鏤空的雕刻手法，輔以陰線刻，在平面上雕刻了以靈芝花為主題的圖案。整器的一端也為尖首形狀。這兩種玉雕花片的尖端表面刻有直向的細線，比較粗糙，可能是便于嵌插。康陵墓中出土的一件鎏金牛首形飾件，整器兩片對合中空，若將編號為M25:126這件鳳凰花片插入其中，貌似十分吻合。根據安徽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的“金鑲玉步搖”形態，可以判斷這些玉件應是“玉步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康陵墓中還出土了很多形態有別的玉花片，單件平面有半圓形、菱形、扇形等，它們的角端都有小圓孔，出土時常見到用細銅絲掛墜瓜子形的小玉片，它們應是“玉步搖”上的垂飾。

玉鳳凰花片線圖與拓片

　　我們還在康陵中發現了一些單面刻紋的薄片狀玉器，這類玉器的外形琢刻成動物或花卉形狀，一面并加以陰線刻，使圖形更加逼真；而另一面則十分平整。如出土的兩件蝶形玉器，整器平面為展翅的蝴蝶，在蝶腹穿1個小圓孔，體側穿2個小圓孔，在翅膀邊緣穿10個小圓孔。另一件平面上琢刻盛開的牡丹花，在花蕊下穿2個小圓孔。還有一些不同規格形態的小玉片，也都單面刻紋，另一面平整，并穿孔。這類單面刻紋、穿孔的玉件，可能是縫綴在某種織物上的玉飾件。

玉蝴蝶花片

玉牡丹花片

　　康陵的玉器除了玉雕龍和玉雕鴛鴦之外，大多數玉器具有實用性。無論是玉質篦脊，還是造型繁復的“玉步搖”，都是這一時期常見的實用玉件。我們可以根據水邱氏墓的出土玉器復原康陵嵌玉篦子的形態，也可根據相近時代其他墓葬的出土物大致勾勒出康陵墓“玉步搖”的形態。連同墓內出土的其他質地的飾件，刻畫出死者埋葬時蔚為壯觀的鳳冠飾，玉器成為死者鳳冠的主要配件。

　　康陵的玉器在制作工藝上具有很高的水平，大多數玉器采用平面陰線刻和鏤空透雕，寥寥幾畫，表現的形態翃栩如生，如一些玉雕簪花和大量的玉飾件。同時，像玉雕龍那樣不僅采用陰線刻和鏤空透雕，還采用了立體的圓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如組合式玉雕鴛鴦這類玉件，更是將平面雕刻、圓雕、鏤空等技法與鑲嵌工藝完美地結合。組合式玉雕鴛鴦的身子采用的是立體圓雕技法，翅膀則是使用了常用的平面陰刻，再借助于鏤空和鑲嵌手法，使玉雕鴛鴦具有強烈的立體動感。這種平面與鑲嵌結合產生的立體玉雕制品，堪稱五代制玉工藝的巔峰之作，這里還需提到康陵玉器中較多地采用了銅縷工藝，如編號為M25:50的玉質香囊由上下兩個鏤空半球形玉件組成，出土時這兩個玉件就是由銅絲串聯在一起，玉器上下兩端均有銅絲掛綴，造型十分優美。康陵的銅縷玉器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以康陵為代表的五代玉器制作的水平。

　　康陵玉器雕琢的主題紋樣有動物造型的龍、鳳凰、蝴蝶和鴛鴦與植物造型的靈芝和牡丹等。動物紋樣中較多的是鳳凰和鴛鴦，特別是鴛鴦，它不僅有組合式的形態,還有平面的線刻。平面的線刻鴛鴦不僅在玉篦脊上,還在兩件殘缺的玉花片上發現。這種鴛鴦的造型在水邱氏墓出土的唯一一玉器上也有，顯然這是錢氏家族墓葬玉器的主題紋樣之一。除了動物型的紋樣外，還有的是植物花卉的造型，主要有靈芝和牡丹。靈芝表現的是長生不老，而牡丹則是凸顯了富貴。在康陵墓室的中室兩壁，繪有兩株盛開的牡丹花，在兩個耳室壁上也畫了牡丹樹，反映了對牡丹花的特別喜好。從康陵出土玉器的功能和玉器所表現的寫實風格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玉器已經完成了從神圣和禮儀向人間世俗的轉化，表現的題材及其形式都有了較大的突破。

　　在全國范圍內，浙江是較早用玉的地區之一。遠在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中，就開始使用玉質裝飾品，及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本地區的玉器發展到了一個高峰時期。據史前考古學家的研究，良渚文化的玉器功能已經從傳統的裝飾用玉發展到禮儀用玉，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對中國傳統的玉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良渚文化以后，本地區的用玉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特別是在漢以后的歷史時期，幾乎很少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玉器。可以這么說，以康陵發現的玉器為代表，本地區的用玉文化發展到了又一個高峰階段。康陵出土的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五代玉器發現研究的空白，豐富了我們對這一時期的玉器發展水平的認識。盡管這一時期的玉器已經完全擺脫了表示身份、等級的用玉制度，而更加注重于功能上的實用、題材形式上的寫實，其在本地區用玉傳統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