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醫是老百姓治病的最主要的手段，我們中華上下五千多年的燦爛文化中，出現了許多醫術精湛，受到老百姓愛戴，醫德高尚的名醫，這些名醫各自有自己擅長的方面，下面為大家介紹中國古代10名醫的治病之道吧！

　　1、針灸之祖——黃帝

　　黃帝是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領袖。現存《內經》即系托名黃帝與岐伯、雷公等討論醫學的著作。此書治療方法多用針刺，故對針刺的記載和論述亦特別詳細。對俞穴和刺闔、刺禁等記錄較詳。

　　黃帝，《史記》中的五帝之首。傳黃帝姓公孫，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又居姬水，后改為姬姓。國于有熊，亦稱有熊氏。是中國宗族文化的重要標志性人物，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有學者以文獻證據認為是始于晚清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從中國遠古傳說的三皇與五帝中脫穎而出，成為成為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祖先。

　　2、脈學倡導者——扁鵲

　　姓秦，名越人，姬姓，戰國渤海郡鄭(今河北任丘)人。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復生；齊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聞天下。《史記·戰國策》載有他的傳記病案。并推崇為脈學的倡導者。

　　扁鵲善于運用四診，尤其是脈診和望診來診斷疾病。司馬遷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歷史學家范文瀾也說：扁鵲“是切脈治病的創始人”。張仲景贊賞不絕地說：“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

　　扁鵲善于運用多種方法去治療各種病癥。他自說：“越人之為方，不等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

　　可以說，扁鵲奠定了傳統醫學診斷法的基礎。司馬遷稱贊他說：“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時間，認真總結前人和民間經驗，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在診斷、病理、治法上對醫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扁鵲的醫學經驗，在我國醫學史上占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因此，醫學界歷來把扁鵲尊為中國古代醫學的祖師，說他是“中國的醫圣”、“古代醫學的奠基者。”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稱他是“總結經驗的第一人”。

　　3、外科之祖——華陀

　　華佗，又名敷，字無化。后漢末沛國(今安徽毫州)人。精內、外、婦、兒、針灸各科，對外科尤為擅長。對“腸胃積聚”等病，飲麻沸散，須臾便如醉腸洗滌，縫腹摩膏。施行腹部手術。

　　《后漢書·華佗傳》說他“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尤其“精于方藥”。人們稱他為“神醫”。他曾把自己豐富的醫療經驗整理成一部醫學著作，名曰《青囊經》，可惜沒能流傳下來。

　　華佗高明之處，就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創立新的學說。最突出的，應數麻醉術—酒服麻沸散的發明和體育療法“五禽之戲”的創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藥品作為麻醉劑，在華佗之前就有人使用。華佗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發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術，正式用于醫學，從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術的技術和療效，并擴大了手術治療的范圍。

　　“五禽之戲”，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關節都能得到舒展的醫療體操。動作是模仿虎撲動前肢、鹿伸轉頭頸、熊伏倒站起、猿腳尖縱跳、鳥展翅飛翔等。

　　4、醫圣——張仲景

　　張仲景，漢末向陽郡(今河南南陽)人，名機。他的著作《傷寒雜病論》總結了漢代300多年的臨床實踐經驗，對祖國醫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張仲景自小好學深思，“博通群書，潛樂道術。”后來成為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圣，方中之祖。”東漢末年，連年混戰，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張仲景目擊心傷。“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于是，他發憤研究醫學，“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

　　相傳張仲景五十歲左右，曾在長沙做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當時傷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為紀念張仲景，后來人們就把坐在藥鋪里給病人看病的醫生，通稱“坐堂”，那醫生就叫“坐堂醫生”。

　　張仲景收集了大量資料，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又名《傷寒卒病論》)。到了晉代，名醫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

　　5、預防醫學的倡導者——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撲子，晉朝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晚年，他隱居在廣東羅浮山中，既煉丹、采藥，又從事著述，直至去世。著有《肘后方》，書中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癥候及診治。“天行發斑瘡”是全世界最早有關天花的記載。

　　他在醫學和制藥化學上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和創造，在文學上也有許多卓越的見解。他的著作，約有五百三十卷。不過，大多已經散佚，流傳至今的，主要有《抱樸子》和《肘后救卒方》。

　　《抱樸子》是一部綜合性的著作。內篇屬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有部分是總結我國古代煉丹術的名篇；外篇說的是人間得失，世道好壞等事。其中《鈞世》、《尚博》、《辭義》等篇，是著名的文論著作。

　　《肘后救卒方》簡稱《肘后方》，收錄的方藥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藥容易，價錢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掛在肘后隨行，即使在缺醫少藥的山村、旅途，也可隨時用來救急。

　　葛洪治學嚴謹，幾十年如一日，自經史百家到短雜文章，共讀了近萬卷。他對苦讀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說：“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于世哉，誠樂之自然也”。“不學而求知，猶愿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這是晉代科學家葛洪在治學上的一句名言。

　　6、藥王——孫思邈

　　孫思邈，唐朝京兆華原(今陜西輝縣)人，醫德高尚，醫術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頭痛病。宮廷要留他做御醫，他扯謊采“長生不老藥”獻皇上，偷跑了。監視他的人謊報采藥時摔死，太宗封孫思邈為藥王。孫思邈特別重視婦幼保健，是創建婦科的先驅。《歷代名醫圖贊》稱道：“唐孫真人，方藥絕倫，扶危拯弱，應效如神”。

　　他所著的《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內容極為豐富。特別是，書中首創“復方”。《傷寒論》的體例是一病一方，而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發展為一病多方，還靈活變通了張仲景的“經方”。有時兩三個經方合成一個“復方”，以增強治療效果；有時一個經方分成幾個單方，以分別治療某種疾病。

　　《千金翼方》是對《千金要方》的補編。此書共三十卷，其中收錄了唐代以前本草書中所未有的藥物，補充了很多方劑和治療方法。這兩部書，合稱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醫藥資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類書。

　　7、兒科之祖——錢乙

　　錢乙，字仲陽，北宋鄆州(今山東東平)人。著有《小兒藥證直訣》共三卷。以臟腑病理學說立論，根據其虛實寒熱而立法處方，比較系統地作出了辨證論治的范例。

　　錢乙撰寫的《小兒藥證直訣》，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兒科專著。它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對小兒的辨證施治法，使兒科自此發展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后人視之為兒科的經典著作，把錢乙尊稱為“兒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錢乙在實踐中認識到，小兒的生理特點：“臟腑柔弱”、“五臟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壯”。其病理特征：“易虛易產，易寒易熱”。在診斷上，他主張從面部和眼部診察小兒的五臟疾病。在處方用藥方面，力戒妄攻、誤下與峻補，主張“柔潤”的原則。

　　錢乙著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等書，但皆散失不傳。現存《小兒藥證直訣》，或叫《小兒藥證真訣》。《四庫全書目錄提要》稱錢乙的書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緒論，往往有回生之功”。

　　8、法醫之祖一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漢族，宋朝建陽(今屬福建南平地區)人，中國古代杰出的法醫學家，被稱為“法醫學之父”，1247年總結宋代前法醫方面的經驗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寫成世界上最早的法醫文著《洗冤集錄》。西方普遍認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開創了“法醫鑒定學”。

　　9、藥圣——李時珍

　　李時珍，字東壁，號頻湖，明朝蘄州(今湖北蘄春)人。長期上山采藥，深人民間，參考歷代醫書800余種，經27年的艱苦，著成《本草綱目》，所載藥物共1758種，被譯為日、法、德、俄等國文字。

　　李時珍發現古代的本草書籍“品數既煩，名稱多雜。特別是許多毒性藥品，竟被認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遺禍無窮。他決心要重新編纂一部本草書籍。他既“搜羅百氏”，又“采訪四方”，深入實際進行調查。后人為此寫了“遠窮僻壤之產，險探麓之華”的詩句。

　　就這樣，李時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實地調查，搞清了藥物的許多疑難問題，完成了《本草綱目》編寫工作。全書約有190萬字，五十二卷，載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新增藥物三百七十四種，載方一萬多個，附圖一千多幅，成了我國藥物學的空前巨著。其中糾正前人錯誤甚多，在動植物分類學等許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對其他有關的學科(生物學、化學、礦物學，地質學，天文學等等)也做出貢獻。達爾文稱贊它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

　　10、《醫宗金鑒》總修官——吳謙

　　吳謙，字文吉，清朝安徽翕欠縣人。乾隆時為太醫院院判。《醫宗金鑒》是清代御制欽定的一部綜合性醫書，全書90卷；它是中國綜合性中醫醫書最完善又最簡要的一種。

　　吳謙是清雍正、乾隆年間的名醫，曾任太醫院右院判。作為御醫，吳謙經常隨侍于皇帝身邊。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吳謙、陳止敬等御醫“敬謹調理，甚屬勤勞，……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吳謙等因而受到了嘉獎。在為宮廷服務期間，吳謙多次受到這樣的恩賞。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詔令編纂醫書，命吳謙、劉裕鐸為總修官。作為總修官，吳謙為《醫宗金鑒》的成書做出了重要貢獻。吳謙認為，醫經典籍以及歷代各家醫書，存在著“詞奧難明、傳寫錯誤、或博而不精、或雜而不一”等問題，應予以“改正注釋，分別諸家是非”。

　　吳謙崇尚仲景學說。在撰著《醫宗金鑒》時，他參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傷寒論》、《金匱要略》的20余位醫家的著述，對這二部經典著作的原文逐條加以注釋，匯集諸注家之闡發，撰成《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注》17卷、《訂正仲景全書·金匱要略注》8卷，列為《醫宗金鑒》全書之首。

　　《醫宗金鑒》是清乾隆帝敕命編纂的大型綜合性醫學叢書。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發展，國力鼎盛，宮廷醫學也達到頂峰階段。乾隆皇帝務求標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諭太醫院編纂醫書：“爾等衙門該修醫書，以正醫學”。由大學士鄂爾泰和親王弘晝督辦，任命御醫吳謙、劉裕鐸擔任總修官(相當于主編)，陳止敬擔任該書的經理提調官。為保證醫書的質量，選派有真知灼見、精通醫學、兼通文理的學者共同編纂，設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維藩等作為纂修官參加了編寫。此外，還有審效官、謄錄官等人員，共70余人參加了編寫工作。編撰中，不僅選用了宮內所藏醫書，還廣泛征集天下新舊醫籍、家藏秘籍和世傳良方。

　　1742年，《醫宗金鑒》纂修完成，乾隆帝賜名為《醫宗金鑒》，并御賜編纂者每人一部書、一具小型針灸銅人作為獎品。自1749年起，清太醫院將《醫宗金鑒》定為醫學生教科書；這部書還廣泛流傳于民間，深受讀者的歡迎。

　　《醫宗金鑒》是作者們對18世紀以前的歷代醫學著作加以校訂、刪補，并節錄編輯而成書的，是宮廷醫家集體智慧的結晶。《醫宗金鑒》一書，從醫學文獻校訂整理的角度體現了宮廷醫學的學術水準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