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軼事：北宋仁宗時的杜衍“不營生事”“不買田宅”，官至宰相，卻連一所宅邸都沒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養老，“無屋以居，寓于南京驛舍者久之”。一種說法甚至認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壓箱底兒的錢買了一所小房子。

　　于人而言，住是一個須解決的大問題。那么，宋人是如何是怎樣解決住房問題的呢？

　　大體上，古人住的問題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一是長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住房可租可買，買又包括買現房和買地自建房。

　　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兩個系統：一個是官營的驛館，一個是私營的旅店。驛館設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則上每三十里設一驛，宋代改為“六十里有驛，驛有餼給”，但是每二十里有馬鋪、歇馬亭。帝制中國歷史上覆蓋面積最廣闊的驛站系統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歐洲。

　　驛站的“站”字來自蒙古語。

　　“驛”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員提供食宿補給。在驛站住宿需要“介紹信”，唐代的乘驛憑證分為銅傳符和紙質驛券兩種，銅傳符需要皇帝親批，適用范圍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紙質驛券，唐后期憑借“轉牒”（節度使的批條）也可以住驛。

　　驛館的房子稱為“驛舍”，驛舍按道理講是臨時居所，但也有人長期借住。如文首提到的杜衍。

　　除了官營館驛，道路之上還有私營的旅店。

　　比如《水滸傳》中孫二娘在十字坡的黑店。

　　比如，還有一則關于北宋張詠的故事。他三十五歲中進士之前，主要靠騷擾已經做了官的朋友過活，這種謀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風”或者“打抽風”。湯陰縣令贈給他一大筆錢財，張詠就用驢馱著東西，帶著一個小書童往家趕，“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張詠一看就知道是個黑店，又不能不住。結果怎么樣呢？店主人圖財，對張詠下手，遭張詠反制。次日天不亮，張詠一把火燒了黑店，帶著書童趕著驢，走了。當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賺取利潤。

　　上面說的館驛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業也相當繁榮。

　　北宋開封的邸店分為官私兩種。仁宗時，官營邸店有房26200間，年收入額約13萬余貫。邸店利潤極高，所獲利潤稱為“癡錢”，意思是傻瓜都能掙的錢，所以達官貴人爭相投資邸店業。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問題，最主要的便是長期生活的住房問題。

　　帝制時期官員的任命實行“避籍制”，多半是異地任職；隋煬帝之后，對官員攜帶父母、子女隨行任職的規定不斷放寬，古代社會又有投親靠友的傳統，再加上丫鬟仆婦，官員調動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隨行。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員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則是租房住。

　　比如程頤、程顥家，他們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賞識——宋太宗在開封泰寧坊賜了一套宅子給程家。“二程”的父親程珦就出生在京師泰寧坊的賜第中，但是這套宅子只住過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時候一直跟隨父親的調動到處搬家。他們在丹陽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給葛家看守這套宅子的老王頭夫婦非常不好說話，“前后居者無不苦之”，“二程”的母親侯氏卻很有辦法，讓這對老夫婦表現出了柔順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時候，王老太太“涕戀不已”，很是舍不得。像丹陽葛家這樣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縣都應該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個不錯的選擇。

　　據說王安石從金陵奉調回開封，先派兒子王雱打前站來租房。人人都說房子不難找，王雱說：并非如此，我父親認為司馬十二丈（司馬光）為人做事值得后輩效法，想要在司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這就不容易了。這個故事未必屬實。但是，司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鎮的確是在開封比鄰而居。

　　位置絕佳的地段，房價不菲——靠近官員上朝出入宮門的上風上水區域，貴。北宋仁宗時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書豐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

　　晚唐五代的戰爭和政治動蕩將世家大族滌蕩殆盡。從宋朝起，國家不再干預土地兼并。科舉向幾乎所有男性開放，朝廷通過相對公平的考試選拔官員，個人奮斗、科舉成功成為家族盛衰的決定性因素。人的階層流動性增強，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社會地位都是可以獲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也有人向下，棲身之所亦多有遷變。人生如寄，客寓流變，又有什么能永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