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作為中國南北交通與經濟文化交流的黃金水道，孕育了沿線眾多城市的繁榮與發(fā)展，江蘇淮安正是其中之一。自2021年淮安市出臺“先考古后出讓”的考古前置政策以來，淮安地區(qū)新發(fā)現了20余處與運河相關的古遺址和古墓葬，絕大多數處于城區(qū)范圍內。其中慶成門、新路和板閘鎮(zhèn)遺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突出反映了本地城鎮(zhèn)興起、發(fā)展與變遷，及大運河淮安段在漕運、鹽運和關榷方面的獨特功能與歷史地位。2021至2023年，淮安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聯合徐州博物館對三處遺址進行了發(fā)掘。

　　1.慶成門遺址

　　慶成門是淮安舊城的西門。舊城始建于東晉義熙七年，最晚在唐代中后期，淮安城即有內城外郭的建置，宋元時期經歷多次重修，明代時舊城有四門，其中西門稱望云門，清晚期改稱慶成門。在明清時期，由于清江浦運河的開鑿，西門以運河為池，成為進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依其拆毀前舊地名，將此處稱之為慶成門遺址。

慶成門遺址整體格局

　　遺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區(qū)里運河與文渠交匯處，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2022年發(fā)掘面積約3000平方米，發(fā)現城門2處，城樓臺基1處，西城墻2段，甕城1處，均為夯土包磚結構。夯土層厚15～20厘米，為碎磚瓦層和黏土層交替夯筑。包磚由外皮和“填餡”兩部分構成，“填餡”用殘磚砌就，用磚雜亂。外皮包磚均采用“線道磚”做法，使用白灰和糯米粘合。

　　主城門坐東朝西，長20.8米、寬5.6米，底部可見三層磚鋪路面。城樓臺基由主城門隔為南北兩段，總長70米、寬20米，地面部分殘高2.4米，是包磚墻保存最好的區(qū)域。甕城保存有北、西、南三面城墻，城墻寬8.5米，地面部分殘高約2米。甕城總體南北長66、東西寬36米。其城墻夯土疊壓在殘損的城樓臺基包磚之上，時代略晚于城樓臺基。甕城門處于甕城北墻處，呈南北向，長10.6米、寬5.2米。殘存底部包磚，包磚寬1.7米、殘高2.35米。門內由早至晚共留存有7層疊壓的磚鋪路面。最晚期路面旁側有一條直通西側運河大堤的斜向小路。西城墻位于城樓臺基南北兩側，揭露面積較小，僅存地下部分。其中北段殘長5米、寬11米；南段殘長2.5米、寬11米。

慶成門遺址主城門東側解剖溝內六朝、唐宋到明清的遺跡

　　在主城門東側的城內區(qū)域進行解剖，發(fā)現了從六朝至清代連續(xù)的地層堆積和相應的建筑遺存。建筑遺存包含有唐代墻基1處、鋪磚面1處，宋代鋪磚面1處，明代土地廟址1座、路面2處、鋪磚面1處，清代排水溝1處、房址2處。此處文化層厚可達6米。

　　遺址內出土器物共80余件，有陶瓷器、銘文磚、礌石、抱鼓石和石刻建筑構件等。其中南宋銘文磚有“建康都統(tǒng)司”“建康府”“（楚）州乙酉”“（漣）水軍”等，明代銘文磚有“鹽城縣里長下”“拾壹”“肆陸”等。

　　初步判斷慶成門遺址中的主城門和甕城均修建于明代，甕城年代略晚于主城門。正德《淮安府志》中有關于甕城的明確記載，可知至少在正德四年（1509年）之前，淮安府舊城西門已存在甕城。根據主城門處的解剖情況，在明代的夯土基槽以下還發(fā)現了五代時期的城門夯土和包磚墻，受解剖范圍限制，其布局尚不清晰。甕城門下部發(fā)現了宋代夯土，結合文獻中“修月城以里之”的記載，推測宋代時此處可能存在有月城。此次發(fā)掘揭示了明清時期淮安城西門的整體格局，為研究唐宋楚州城到明清淮安城的演變發(fā)展提供了線索。

　　2.新路遺址

　　新路所在區(qū)域處于黃河和運河之間，靠近明代時運河通往黃河的仁、義、禮、智、信五座車盤壩。明初時在此附近設置有淮北批驗鹽引所。到弘治時期，淮北鹽運分司移設，使得大量鹽商薈萃于此，此地遂達于極盛。萬歷十七年（1589年），黃河改道草灣河，淮安新城北門外的這段黃河故道被改為運鹽河。嘉靖萬歷以后，黃河開始全流奪淮，新路、板閘一帶都曾多次遭遇洪水侵襲。

新路遺址發(fā)掘區(qū)航拍（上北下南）

　　新路遺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區(qū)河下街道新路村，處于淮安舊城西北，向東隔城西路為現河下古鎮(zhèn)，西北距板閘遺址約3公里，總面積3.46萬平方米。遺址整體處于黃泛堆積之下，2023年發(fā)掘面積約1600平方米，揭示出一處保存完整、格局清晰的街巷類遺址，包含房址34座、道路8條、灶10座、溝13條。其中最重要的發(fā)現是一條橫貫發(fā)掘區(qū)西北至東南的主干道路（L1），道路兩側為店鋪及民居。道路揭示部分長75米，寬4米，兩側有排水溝。道路內部為沙土堆筑，外部用磚包砌，中間高兩邊低，呈魚脊形，局部還有碎拼石補修。該路做法考究，稱為磚鋪慢道，推測應作為貨運道路使用。對該處道路進行解剖，在下層發(fā)現有更早期的磚鋪路面。兩期路面之間還有兩層踩踏面存在，表明其曾經歷多次修葺，沿用時間較長。

　　遺址內出土器物有370件，有陶瓷器、木器、金屬器、建筑構件、錢幣等，大多為殘破器，以青花瓷器為主，器形有碗、盤、杯等。青花瓷器，大多有底款，以吉語款為主，有“萬福攸同”、“長命富貴”、“富貴長春”等，還有少量紀年款。器物時代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發(fā)掘揭示的新路遺址主體時代為明代晚期，廢棄于明代末期。據《續(xù)纂淮關統(tǒng)志》記載，“板閘之有新路，由來舊矣……明萬歷年，榷使陳公諱夢琛者，實修筑之人，即呼為‘陳公新路’。”遺址中的主干道路應為文獻中所記述的“陳公新路”，是連接淮安城和板閘的陸上官道。又據《天啟淮安府志》記載，“管家湖，望云門外。永樂初，平江伯于湖東北畔，界水筑堤砌石，自西門抵板閘，以便漕運，名謂‘新路’”。遺址目前所揭露區(qū)域向下仍有3～5層文化堆積，推測下部存在永樂時期“新路”及其相關遺存。新路遺址是一處典型的明代街巷類遺址，商業(yè)和社會生活氣息濃郁，屬于歷史上河下鎮(zhèn)的一部分，與河下地區(qū)的鹽業(yè)活動背景密切相關。

　　3.板閘鎮(zhèn)遺址

　　板閘鎮(zhèn)位于淮安舊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閘座而設鈔關，因鈔關而興盛數百年的城鎮(zhèn)。明初開鑿清江浦運河時于河上建節(jié)制閘——板閘，板閘鎮(zhèn)因此而得名。因其為南北舟車要道，宣德時又在此處設立戶部鈔關，最晚在天啟年間已經有板閘鎮(zhèn)的建置，到清乾隆時由于鈔關合并板閘鎮(zhèn)發(fā)展到頂峰，商賈云集，市井繁榮，市井繁榮，儼然大“城”景象。1931年國民政府裁撤鈔關，板閘鎮(zhèn)隨之衰落。2014至2015年曾在此區(qū)域內發(fā)掘板閘遺址，清理出明代水閘、河道、建筑基址、河堤和碼頭等設施。

板閘鎮(zhèn)遺址發(fā)掘區(qū)航拍（上北下南）

　　此次發(fā)現的板閘鎮(zhèn)遺址位于淮安市生態(tài)文旅區(qū)，原屬淮安市淮安區(qū)淮城鎮(zhèn)板閘村，西北距板閘遺址約200米，同樣整體處于黃泛堆積之下，總面積約1.2萬平方米。2021至2022年發(fā)掘面積約8000平方米，發(fā)現院落基址43座、其他房址18座、道路18條、水溝3條、木棧橋2座、墓葬1座、古河道1處。

　　遺址內部建筑基址排列整齊有序，整體呈西北—東南向，以兩條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L9、L11）及兩條平行分布的主干溝渠（G1、G2）為軸，院落基址和房址等沿其邊界排列，其余道路穿插于房址、院落之間，具有較強的規(guī)劃性。排水溝則依道路和墻基處設置，水流匯入主干溝渠后向東進入古河道。建筑基址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處可明確為《續(xù)纂淮關統(tǒng)志》所記載的寺廟“如意庵”，采用磚砌墻體，寺廟范圍內存有僧人墓葬。其他建筑墻體基本都為蘆草編織成籬墻，外側用黃泥抹面，在文獻資料中稱為“淮屋”，屬于淮安地區(qū)特有的一種建筑形式。出土各類器物共3000余件，有瓷器、陶器、金屬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絕大多數為日常生產生活用具，生活氣息與市井風尚濃郁。以各類餐具、炊具和廚具為大宗，另有少量裝飾、祭祀、文房用品及建筑構件等。大部分器物出土時為集中分布，還有一部分被人為有意識地收集在鐵鍋、提籃、竹簍等容器當中。器物時代均不晚于乾隆時期。

板閘鎮(zhèn)遺址發(fā)掘區(qū)南部的一處房址（F146）.

板閘鎮(zhèn)遺址一處飯店后廚中成摞堆疊的器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黃河在淮安老壩口決堤，洪水直沖板閘，《續(xù)纂淮關統(tǒng)志》中有“及水退，平地積沙八九尺”的記載。結合發(fā)掘區(qū)上層的黃泛堆積、遺址保存現狀和其中的紀年材料等信息，推測板閘鎮(zhèn)遺址即毀棄于此時。遺址經歷了擴張—廢棄—重建三個階段，時代為清代早中期，屬于歷史上板閘鎮(zhèn)的東街區(qū)域。這是淮安繼泗州城之后發(fā)現的又一處災難性聚落遺址，其整體布局規(guī)整、結構分明，為復原清代早中期城鎮(zhèn)的結構布局、社會風貌及居民生計活動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綜上所述，東晉時為控扼邗溝入淮之末口，于淮安建城，之后淮安城歷隋、唐、元、明、清，一直作為州府治所存在，屬于區(qū)域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見證了大運河歷經邗溝、隋唐運河和京杭運河的全過程，始終與大運河密切關聯。慶成門遺址完整反映了淮安城市的演變發(fā)展史，同時，作為溝通大運河與漕運指揮中心淮安城的主要通道，慶成門遺址還與漕河治理活動密切相關。新路遺址因運河漕運和溝通板閘與淮安城而緣起，其所在的河下，在鹽務機構遷移后，成為淮北鹽運的必經之地，遺址應與鹽運活動存在著密切關聯。板閘鎮(zhèn)遺址曾因板閘鈔關而興盛，鎮(zhèn)內居民“賴關務以資生者，幾居其半”，與關榷稅收活動密切相關。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運河東岸，依托河道設施和公署機構，憑借漕運、鹽運和關榷并集一隅的優(yōu)勢，發(fā)展商業(yè)和服務業(yè)，成為淮安大運河沿岸的主要城鎮(zhèn)群，生動展現了淮安運河沿線城鎮(zhèn)因運而興，因水而廢的歷史過程，深刻反映了明清時期河道治理、水利變遷變遷及人地關系演變，是大運河申遺成功后運河沿線城市考古的又一重要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