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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村，于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相當于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屬探索中國夏朝文化的重要遺址。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宮殿基址，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宮殿建筑基址。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里頭遺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屬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屬青銅和宮殿文化。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有兩種看法，目前尚無定論：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發現的宮城就是夏都；另一種認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發現的宮城是商都。
與后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10月下旬，70多位來自大陸、香港、臺灣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知名專家學者云集“華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參加在這里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形成的“意見書”中說：“建議盡早啟動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尸鄉溝商城遺址作為夏商都城遺址群，共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
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贊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范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筑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于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筑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后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對未來，許宏充滿自信，“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蕩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復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于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后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二里頭，本是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和中國千千萬萬個村落名一樣，她樸素得不能再樸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綠油油的麥田下，卻隱藏著3000多年前華夏民族的一段輝煌的歷史，這段歷史也被其后人遺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進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視野，才從此躋身于中華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們也由此知道，在數千年華夏史前文化積淀的基礎上，這里產生了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城市干道網、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群（都邑與建筑上的王權表征）、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華夏青銅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雙輪車的證據、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讀著這些“最早”，自己難以放下手捧的《最早的中國》。驅使自己一口氣讀完的是那份對史前中國求知的欲望，是這些“最早”背后先人們無限的智慧，是在大量實物證明下作者敘述的自信，是撥開迷霧見晴空透亮的感覺。不知多少中國人陷于“知現在中國”而不知“史前中國”的迷惑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進入學堂，手捧“國史”回溯泱泱中國，似清晰，又似模糊，文字記載的歷史總感覺沒有“商鼎漢罐”來得實在，也總感覺文字記載難以盡現泱泱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好在“重孝”、“好墓葬”的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歷史實物，讓我們不斷的剝離掉那一層層的歷史土層，一步步地去無限接近那“史前之中國”的源頭，去追尋早已遠去的祖先們的身影。
首先，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就是當時的“中央之邦”；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化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給人騰空出世、異軍突起的感覺。二里頭文化與后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其次，二里頭的都邑所在的洛陽盆地“背邙面洛”。無論從交通、地理條件、自然氣候以及文化的“雜交”等方面，都為二里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種堅實的物質基礎。二里頭遺址的宮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區的劃分無不顯示出二里頭遺址是一個經過縝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后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第三，自古以來，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樂分貴賤，禮別尊卑”，是對禮儀之邦的一種詮釋，因此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鑰匙，作者以“禮制”的研究作為主線，從酒禮，祭祀和戰爭，禮樂器等方面細致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這種闡釋不僅包括上層結構的“王權”和“禮制”，還包括下層結構的“生業（官營手工業）”和“生活”。作為禮器的青銅器、玉器等都是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征，二里頭的青銅禮器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如作者中所言，“沒有作為“先祖”的二里頭青銅器，也就沒有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的洋洋大觀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渾霸氣，沒有其后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與輝煌！”
第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里頭時代已經告別了“小國寡民”的“邦國”時代，經進入了王朝時代，天時，地利的優勢，使得二里頭文化接受四方沖擊的洗禮，在血與火中“涅槃”升華；同時也得四方之賜，東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頭文化的強勢輻射，與其說是自二里頭文化積極地、有系統地向外進行信息傳送，不如說是以各地的接受方為主體，有選擇地加以吸收。
同時，書中包含了大量有關中國考古學學術探索歷程的史學回顧，如二十世紀初的“古史辯”運動和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三十年代殷墟的發掘、五十年代鄭州商城發現、以及半個世紀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從某種角度講，這些考古學史甚至本書都是中華民族自我探索的印記。
總之，許宏研究員憑借極富激情的文字和一幅幅精彩的寫實照片，將我們帶入了那座令人神往的二里頭龐大都邑，那個激動人心的最早的“中國”，進而掀開了那段中華民族不應忘卻的集體記憶。
原文載于：《最早的中國》，作者：許宏著，出版社：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來源：歷史春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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