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傳統民居建筑作為中國古代地域性民居建筑的重要流派之一，在中國民居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其獨有的馬頭墻元素作為當地建筑中重要的表觀特征，是徽州民居區別于其他地區民居的重要標記。長期以來，馬頭墻被認為是出于防火需求而產生的結果，這種從功用角度出發的觀點似乎也無可厚非。但是部分研究表明，封火墻并非徽州民居所獨有，其他地區的封火墻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采用的形式與徽州地區的馬頭墻也完全不同。

　　一種地域性建筑符號的出現絕不是一種偶然的建筑現象，而是在特定時期一個地區地域性文化在建筑物上的反映。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徽州傳統民居中的封火墻采用了馬頭墻這種形式？馬頭墻的產生與發展是否與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盛行的牌坊文化相關？馬頭墻與石牌坊之間是否存在著同構的現象？

　　馬頭墻與牌坊的文化淵源

　　關于牌坊的起源，始見于詩經。《詩·陳風·衡門》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這里所謂的衡門，其實就是由兩根柱子、一根橫木搭起來的城門。從漢代至唐代，由于里坊制度的興盛，城市被劃分為不同的坊。坊與坊之間有坊墻，坊墻的中央設坊門，以利于通行。宋代以后隨著里坊制度的廢除，坊門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門仍然以脫離坊墻的形式獨立存在，成為象征性的門戶并立于大街、橋梁的顯要位置。獨立的牌坊至少在南宋已經出現，至明初逐漸形成常規。對于徽州地區而言，當前保存的最早的牌坊是建于南宋的“丞相狀元坊”。而“貞白里坊”(元代)、“三元牌坊”(1468年)、“尚賓坊”(1476年)等牌坊也均在明代中期建成(圖1)。相對于牌坊而言，馬頭墻出現的時間要晚一些。國內目前可考的文獻資料中，最早關于民居中封火墻的記載出現于明代。依據《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記》中的記錄，明弘治癸亥(1503年)，廣東博羅人何歆就任徽州知府。為解決府城和鄉村火災的損失，經過考察，他下令五戶為一組，修建高出屋面的封火墻以阻擋火勢蔓延。這里所提到的封火墻，就是后來為世人所熟悉的馬頭墻的原型。從兩者出現的先后順序來看，牌坊的出現明顯要早于馬頭墻出現的時間，這為馬頭墻的出現積淀了一定的社會與文化基礎。

圖1馬頭墻出現以前的徽州地區典型牌坊

　　盡管徽州地區在明代弘治年間就已經產生了封火墻，但是當時所產生的封火墻的形式是否與我們當前所熟知的馬頭墻一致？僅從《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記》中無法確認。封建時期封火墻作為民居建筑防火的重要手段，不僅僅存在于徽州的民居建筑當中，在其他地區也有所存在。例如清代廣東地區的民居建筑中也有封火墻，但在表征上卻與徽州地區的馬頭墻截然不同，其中潮汕地區的封火墻尤其具有地域特色。潮汕地區傳統民居中的封火山墻依據五行學說劃分為金、木、水、火、土五種樣式(圖2)。其中具體選用的原則或是根據戶主的生辰八字中的缺陷來確定，或是依據房屋所處的朝向、地形地貌、周邊環境的情況，依據五行相生相克之道來確定。這種以五行學說來約束和規范封火墻的類型和做法的方式，體現了當地社會文化、審美情趣對于建筑符號的深遠影響。

圖2受五行文化影響的潮汕民居中的封火墻

　　同樣，古徽州也是明清時期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自北宋以來，徽州地區人才輩出，兩宋時期中進士者達到861人，明清時期中進士者更是達到了1301人，這些人很多成為了官員與學者，明清時期，徽派樸學、歙派雕刻、徽派建筑、新安畫派、徽派書版等文化體系高度繁榮。文化的興盛為牌坊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有名望的人都希望通過牌坊的方式來記錄下自身的功德以彰顯榮耀。同時，伴隨著當時徽商的發展，雄厚的資金基礎則為牌坊的修建提供了物質的保障，這些因素促使徽州地區的牌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明清修建的牌坊據保守估計也在900座以上。牌坊作為一種紀念性建筑，起到了表彰功勛、科第、德政以及忠孝節義的作用，這對于弘揚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維護慈孝道德、提倡貞潔觀念，促進共同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許國八角牌坊”(功德坊)、“矢貞全孝坊”(貞潔坊)、“官聯抬斗坊”(忠烈坊)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典型代表。牌坊借助其造型結構、形態特征、裝飾紋樣、表彰文字等方面內容，向外界明示了自身的含義與社會價值的取向。相對于彰顯榮耀、歌功頌德的牌坊而言，普通人家自然不可能隨意修建，但是在自家的封火墻中借鑒牌坊的形式又是未嘗不可的事情。封火墻作為普通民居中的一種建筑構件，借鑒了牌坊的形式并進行了簡化，用一種暗示的方式與當時社會文化內涵、審美意境與價值取向取得了呼應。例如在馬頭墻的三種主要樣式中，“印斗式”和“朝笏式”兩種樣式都有表達房屋主人努力讀書、進朝為官等遠大志向的作用(圖3)。這與牌坊中彰顯功名、科第的作用是相似的。區別僅在于馬頭墻是為了表達對功名的追求與向往，而牌坊則是對功名的表彰與紀念。經過對牌坊元素的提取與簡化，馬頭墻既符合了當地普遍的審美要求，又滿足了普通人家對“出仕”的心理渴求，逐漸成為徽派建筑中一種典型的建筑元素。

圖3“印斗式”和“朝笏式”馬頭墻

　　形態的同構現象

　　徽州地區的馬頭墻與石牌坊在形態上存在著相似性。其具體表現在馬頭墻的輪廓形態和屋面疊數與石牌坊近似，而在具體的構造細節上，馬頭墻出于自身的功用而較石牌坊有所簡化。

　　徽州地區現存的石牌坊大多是模仿木牌坊形式修建。在構造方式上可以分為基礎(包含地下基礎和地上基座)、坊身(包含立柱、額枋、匾額、花板、雀替等構件)和樓檐(包含斗拱與屋頂)三個部分組成(圖4)。其中坊身部分又可以根據牌坊的面寬與立柱數量的多少分為兩柱一間和四柱三間兩種形式。而樓檐部分則是根據坊身部分來調整自身的數量與尺寸。例如四柱三間的牌坊，其樓檐大多采用兩疊式或三疊式的方式。兩疊式的樓檐，最高的一疊位于正中的明間頂部，較低的一疊則位于次間的頂部。三疊式的則在明間和次間的中間立柱上再加入一疊樓檐。而對于兩柱一間的牌坊而言，由于其面寬的局限性，一般都是將兩疊樓檐直接布置在明間之上。從目前現有的牌坊來看，無論是什么級別的，什么類型的牌坊，只要是有樓檐的，最少都有兩疊。

圖4石牌坊構造

　　相較于牌坊而言，馬頭墻簡化了構造措施，提煉了牌坊的形態意向。首先，牌坊中的基座、立柱、夾柱石、額枋、匾額、花板等構件或因構造措施的不同或因實際功能的不一致而被省略。馬頭墻僅保留下了牌坊的立面輪廓的形狀與樓檐的形式，并且將樓檐中的斗拱及裝飾元素去掉，進一步簡化樓檐的構造方式。其次，在馬頭墻的樓檐數量方面，主要是兩疊式和三疊式的居多。一些大型的民居由于進深較大、庭院數量較多，馬頭墻的數量也會隨之增加至五疊或七疊。由于五疊的尺度較為合適，給人的印象像是五座延綿起伏的山峰，又通常被稱為“五岳朝天”。就從牌坊和馬頭墻的外形輪廓來看，兩者的輪廓非常相似，都采用了逐階而上的屋頂造型，在疊數上大多數也都是采用了兩至三疊。如果將牌坊的造型進行提取，將其基礎、坊身以及樓檐的斗拱部分合并、簡化并省略掉裝飾性紋樣后就可以得到馬頭墻的基本形態。而在圖5中所展示的在一面墻上同時出現的馬頭墻和坊門的形態，也表明了形態上同構關系的存在。

圖5馬頭墻與牌坊在形態上的同構現象

　　“門”的提示與引導作用

　　除了在形態上的近似外，馬頭墻與牌坊在使用功能上還有一定的相通，即都對出入口空間有提示和引導作用。

　　牌坊作為早期坊門的簡化構件，其提示和引導作用與其“門”的特性是分不開的。牌坊從坊門演變而來，其匾額部分往往會有地名的提示。例如徽州城東門的“高陽里坊”，徽州城內的“古紫陽書院坊”等，都是用于對地名進行提示。除了提示的作用外，牌坊還起到引導空間的作用。從牌坊設置的位置來看，無論是在城市街巷，還是在田野鄉村，牌坊都會樹立在該地區的入口空間。牌坊就是這個地區空間序列的開端，后面的一系列空間將會沿著牌坊而進行縱向的展開。有的時候，這種空間的引導還會通過增加縱向進深上的牌坊的數量來強化，例如棠樾牌坊群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強化村落入口空間的引導性的。

　　相比較于牌坊，馬頭墻最初的用途是作為封火山墻來使用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馬頭墻除了用作民居之間的封火山墻外，這種建筑防火構造措施也開始逐漸脫離分戶隔墻的作用而成為一種獨立的建筑符號。馬頭墻這種獨特的建筑符號使得傳統徽州民居擺脫了建筑立面的單向性，變得更加雙向性甚至多向性。長期以來出于安全的角度考慮，馬頭墻大多以封閉的墻面示人。但根據研究發現，有部分徽州民居出于經營或是其他需求而直接在馬頭墻面上增設了門窗。這種做法不僅沒有破壞馬頭墻的整體性，反而打破了馬頭墻原有的封閉感，使得室內外空間更容易相互滲透。打破封閉性的馬頭墻在使用功能上更加的趨近于“門”的作用，對空間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使得民居建筑的主立面可以不再是沿著橫向長軸的方向展開，以馬頭墻為入口界面的縱向短軸也可以成為建筑的主立面(圖6)。這也是為何徽州傳統民居立面形象較為豐富的原因。

圖6徽州民居建筑立面的雙向性

　　結語

　　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科舉之風、理學之風盛行。牌坊作為表彰功德，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重要手段，成為了當地盛行的建筑文化。而馬頭墻則是在這個時代與文化背景下出現的一種關聯的建筑現象。時過境遷，當科舉制度、理學之風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時，牌坊文化也逐漸消退。然而馬頭墻卻作為一種地域建筑符號保留了下來，并在新的建筑中有所發展。當某種傳統地域文化消失的時候，文化中那些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的抽象的元素往往會成為一種識別標記被保留下來。這種標記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是否能夠與新的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當代建筑文化中賦予新的含義，這仍然有待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