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路交通

　　陸路交通工具之一——馬、牛和駱駝。契丹遼地有廣闊的大草原，契丹人放牧著成群的馬、牛和駱駝等家畜。作為遼人交通工具的馬、牛和駱駝，主要用于騎乘、馱運和牽引車輛等。

　　供遼人騎乘者一般以馬為最多，其次是駱駝，騎牛的比較少見。遼代大部分契丹人以牧獵為生，他們以馬為坐騎，馳騁在草原與山林之間，或放牧，或射獵。正如《遼史》所言：“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以鞍馬為家”，等等。作為交通工具被遼人騎乘之馬，在出土遼墓壁畫中多有形象描繪。

　　遼人有龐大的使團和商隊，經常遠赴中西亞，去和波斯、大食等國通商結好，駱駝是他們行程中不可缺少的旅伴。遼人有時用牛馱運貨物做短途運輸，偶爾有調教溫順的牛，也可供人騎乘。

　　陸路交通工具之二——車。車是遼人陸路交通的主要工具。他們所用之車，有些是從中原漢地引入或由遼地漢人制造的，但大部分是由遼地的奚人、渤海人和契丹人自己制造的。作為遼人主要交通工具的車，其用途是多方面的。諸如草原生活用車。

　　遼代契丹人多以牧獵為生，在茫茫大草原上，他們要隨季節變化，不斷地遷徙，尋找新的牧場。車是他們轉場搬遷時運載生活用品的工具。正如《遼史》所言：“契丹舊俗……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又如軍用戰車。有遼一代，常與中原五代各國及后來的北宋、西夏、高麗、女真(金)等鄰國或部族發生戰爭。軍隊每次出征，戰車都是一種重要的隨軍交通及作戰工具。如，遼太祖神冊二年(917)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馬攻晉新州……太祖乘勢進圍幽州，揚言有眾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可見，氈車在遼初即已用于戰爭。又如送葬靈車。

　　遼人死后，多用車載送靈柩。《遼史·禮志》“喪葬儀”載：契丹皇帝死，“奉樞出殿之西北門，就輼輬（wēnliáng古代臥車或喪車）車，籍以素裀（yīn同“茵”，墊子、褥子）”。“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輼車，《說文》釋為“臥車”。在此即是裝載皇帝棺柩的靈車。又如載人小車。一般專供年老體弱或生病的大臣上朝時乘坐。

　　陸路交通工具之三——皇帝的車輿。遼代契丹皇帝及皇后、太后、公主等，在出行及在各種禮儀活動中，均使用不同的專用乘載工具，并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如國輿，即是具有契丹本民族特色的“車輿”。

　　其中的大輿，為契丹皇帝參加“柴冊儀”儀式時用其運載“神主”。輿，“臘儀”中契丹皇帝皇后乘坐。漢輿，取自中原，亦為契丹皇帝在特殊場合下專用。其中的“輅”即大車，有多種。

　　常見的有玉輅，祭祀天地、享宗廟、朝賀及納后時用之。革輅，巡狩、武事用之。木輅，田獵用之。“車”，小于輅，小事乘之，如內耕根車，耕籍所用。安車，即進賢車，臨幸所用。四望車，即明遠車，拜陵、臨吊時用。涼車，省方及罷獵后用之。輦，用人挽，皇帝、皇后等于宮中乘之。

　　水陸交通

　　水路交通工具之一——船。舟船是遼人用于江河湖海上的交通工具。契丹人早期用獨木船，到遼代中后期，造船技術大大提高，其船已分為軍用與民用兩種。民用船主要用于平常載人或運物等。如，耶律德光滅后晉，從汴京北歸時，即乘船走了一段水路，耶律德光的船不僅載了人，也裝運了從后晉掠奪的財物。遼人已很善于將艦船用于軍事戰爭。

　　遼興宗重熙年間，契丹軍隊大量制造和使用“特制”的戰艦，進攻西夏，如重熙十五年(1046)，蕭蒲奴“為西南面招討使，西征夏國。浦奴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于河，綿亙三十余里。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輒取之。大軍既失利，蒲奴未知，適有大木順流而下，勢將壞浮梁，斷歸路，操舟者爭鉤致之，橋得不壞”。遼人的戰艦又稱“樓船”，與一般的船已有很大不同。“樓船”分上下兩層，各層均有不同的用途。

　　一般是上層載兵卒，下層載戰馬及其他輜重。如，重熙十七年(1048)，遼興宗詔令駐守西南邊城的耶律鐸軫“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西夏)，詔鐸軫率兵由別道進，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興宗)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

　　水路“交通工具”之二——橋。各種橋梁，也是遼人渡河的“交通工具”。據史料記載，契丹遼地的橋梁，一是浮橋，即由船、筏等排列搭設的臨時性橋梁。這種橋一般是隨用隨設，用過即拆除。二是石橋，用巨石壘制而成，多呈拱形。石橋比較堅固，是平常供人畜車輛渡河的永久性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