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遺產是中國精神的重要標識和中國智慧的集中體現。其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堅毅剛強的開拓精神、文明開放的共生精神和濟世安民的人文精神，不僅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處、交流融合、文明互鑒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更在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我認為，敦煌文化遺產所蘊含的精神標識和中國智慧，對于我們思考文化強國建設有三點重要的啟示。

　　首先，敦煌文化遺產呈現著中華民族堅強剛毅的開拓精神。

　　絲綢之路的貫通、河西地區的安定、敦煌的開窟造像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開拓精神。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使“絲綢之路”全線打通。河西之戰掃清中原通向西域的障礙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王朝采取“列四郡、據兩關”的舉措，行政上在長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上自東向西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軍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筑長城，敦煌西面設置玉門關、陽關，并征召大量士兵在此戍邊和屯田。兩關設立后，敦煌成為漢王朝和西域往來出入的西大門，也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與此同時，漢王朝籍此從內地向敦煌和河西走廊移民，移民中有世家大族、文人學者，他們不僅帶來了中原的農耕和水利灌溉技術，還傳入了中國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為莫高窟所代表的敦煌石窟群的創建，打下了扎實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

　　放眼敦煌石窟史，有無數體現開拓精神的人物，既有張騫、霍去病、班超、裴矩、裴行儉這樣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有普通的屯兵戍卒、勛官騎士、行客商販、農夫工匠、畫工歌伎，更有求法護法的高僧，如法顯、宋云、惠生、玄奘、慧超等。據唐代圣歷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載，莫高窟最早的兩個洞窟，是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由樂僔和尚和法良禪師先后創建的。此后無數無名的打窟匠、畫匠、塑匠，在公元4-14世紀一千年間持續開拓創造了敦煌莫高窟，在1700多米長的崖面上，至今保存洞窟735個，塑像2400多身，壁畫45000平方米，使莫高窟成為舉世無雙的佛教石窟藝術群，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寶庫。

　　敦煌文化遺產中，記錄了這些偉大的開拓者的足跡。莫高窟第323窟佛教史跡壁畫中，畫上了“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大夏問佛名號”的主題。巴黎圖書館藏編號為P．3532的敦煌遺書《往五天竺國傳》中，記錄了僧人慧超于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到過安西（即安西都護府）。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定州開元寺僧人歸文（見藏經洞S.529所存同光二年定州開元寺僧歸文等狀）、鄜州開元寺觀音院僧人智嚴（見S.5981《同光貳年鄜州開元寺僧智嚴巡禮圣跡后記》）在前往西天求法途中亦曾駐足敦煌。僧人歸文的狀文說，到達靈州后，變賣了身邊衣物，購得兩頭駱駝，準備西登“磧路”，他陳述自己的心境時說：“此后由想平沙萬里，云嶠千尋，魚鳥希逢”。這些僧人明知磧路險，偏向磧途行，為尋求佛法，生命在所不惜。這些開拓者、建設者和求法者，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舍身求法的人”，集中體現著中華民族剛毅的開拓精神，昭示著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堅強性格。

　　其次，敦煌文化遺產呈現著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共生精神。

　　敦煌位于中國西部邊陲，是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匯處。以敦煌石窟藝術和敦煌藏經洞文獻為代表的敦煌文化遺產，既以中華文明為本位，又以開闊胸襟和恢宏氣度，廣泛吸納、融匯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波斯文明、中亞文明等多種外來文明，體現出開放、包容、互鑒的文化特征與共生智慧。

　　敦煌文化遺產不僅保存了中國的建筑、歷史、文學、繪畫、音樂、舞蹈、醫藥、禮儀、民情風俗和典章制度等石窟藝術和文獻，而且融匯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藝術元素。最有代表性的，如5世紀上葉的洞窟中繪有希臘愛奧尼亞柱式，是中亞接受了希臘文化后又影響敦煌的結果。莫高窟早期禪窟、中心塔柱窟等洞窟的建筑形制，彩塑和壁畫中的佛陀、菩薩形象，及象鼻人身的毗那夜迦天等印度教神祇的圖像，融合了犍陀羅、馬圖拉和笈多等不同元素的藝術風格，以及大量佛教譯經，這是來自南亞印度的影響。壁畫中身著不同服飾的各國國王形象，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壁畫中表現的康國女子表演的胡旋舞，這是中亞文化的呈現。莫高窟出土的波斯銀幣、藏經洞出土的波斯摩尼教經典、祅教女神圖像、景教經典，這是來源于西亞波斯文化的影響。公元十世紀繪畫的中國著名佛教圣地“五臺山圖”，描繪了朝鮮半島“新羅王塔”“新羅送供使”“高麗王使”的形象，是東亞古代文化的反映……這些例子都說明敦煌莫高窟是中西多種文化多元文明交融薈萃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共生精神和恢宏氣度。習近平總書記向國際社會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敦煌文化遺產就是體現“絲綢之路精神”的典范。

　　再次，敦煌文化遺產呈現著中華文明濟世安民的人文精神。

　　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伴隨著古絲綢之路的興盛和繁榮，東西方文明在這里長期持續地交融薈萃。不僅有外來文化的引進來，也有中華文化向更廣闊地域的傳播浸潤。歷史上由敦煌傳入西域地區的儒家經典、律法、醫學和蒙書，對應著中華民族的哲學理念、社會正義、人本情懷和育人智慧，體現出中華文化濟世安民、澤被四方的人文之光。

　　第一，佛教傳來之后，與儒家思想有著深刻的相互影響。敦煌藏經洞遺書中保存的儒家經典寫本，共有30多種，300多件，抄寫年代為六朝到五代宋初。近年來，西域出土了不少儒家典籍，在新疆火焰山南部的戈壁灘上，發現一片墓地，其中洋海1號墓地的墓主人名張祖，在他的墓中發現了一件典籍寫本殘頁，一面寫《論語注》，另一面寫《孝經義》，是現已失傳的古書。此墓中還發現了約三張紙篇幅的卷子，內容是《周易》雜占。

　　此外，還有其他史部典籍傳入西域。1904年至1905年之間，德國考察隊在吐魯番地區的各個石窟考古中所獲文獻，有一件編號為ch.734的漢文文獻，是西晉孔衍撰《春秋后語》寫本，系孔衍增刪《戰國策》和《史記》而成。此書元、明時期已失傳。德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吐魯番出土文獻中還有一件編號為ch.938的殘片，正面的字體在楷書與行書之間，有烏絲欄，為班固《漢書》卷40《張良傳》寫本，背面為行書，無界欄，內容為司馬遷《史記》卷67《仲尼弟子列傳》寫本。這說明儒家文化和中華經典持續地影響著西域地區。

　　第二，目前發現有從唐代傳入西域的律法。唐律集唐以前中國法律之大成，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在中國以及東南亞法制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唐代敦煌的律法文獻，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寫本。律是對各種違法行為的懲罰條文；令是制度、規章的規定；格是用來防止奸邪的禁令，對律的補充和變通條例；式是官府機構的各種章程細則。這是中國隋唐時期法律的基本表現形式。敦煌藏經洞所出律類文獻寫本，如藏于俄羅斯彼得堡東方研究所和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名物律》，出自《唐律疏議·名例律》。再如法國巴黎圖書館藏《職制律》，前者載《乘驛馬責私物》《長官及使人有犯》兩條，后者不僅抄錄《職制律》，還抄錄了《戶婚律》《廄庫律》。敦煌藏經洞所出“格”不多，有《散頒刑部格》殘卷，此卷被分割成兩段，一藏法國，一藏英國。還有英國倫敦圖書館所藏《開元戶部格》，寫本中記有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時的敕令。

　　第三，敦煌傳到西域的醫經類文獻寫本有醫經、本草、醫方等三類。醫經文獻如編號為S.202的《傷寒論·辯脈法》殘卷，這是一種最早的《傷寒論》現存傳本。敦煌藏經洞中比較重要的本草類文獻有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神農本草經集注·序錄》殘卷。此殘卷卷首亡佚三四行，后面基本完好。敦煌藏經洞中，醫方類文獻殘卷數量最多，共保存醫方34首。

　　第四，敦煌還發現了傳入西域的家訓和蒙書。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不少蒙書，依其內容而言，有《千字文》《開蒙要訓》《雜集時用要字壹仟叁百言》《百家姓》等積字成篇、或韻或否的基礎識字教材，也有《蒙求》《兔園策府》《雜抄》《古賢集》等兼顧知識、以廣見聞的知識類教材；還有《太公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百行章》《夫子勸世詞》等訓誡為主、以求養正的德行類教材。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敦煌地區教育繁榮的基本面貌。蒙書影響深遠，不但唐、五代、北宋期間廣泛地流行在敦煌地區，甚至還遠播到日本、韓國、越南等中國鄰近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成為這些國家學習漢文化的重要教材之一。這充分表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思想有著廣泛的對外傳播。

　　今天，我們挖掘弘揚敦煌文化遺產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開拓精神、共生精神和人文精神，有利于我們感悟祖先的智慧、感知民族的精神，樹立文化自信，賡續歷史使命，守護并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為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軟實力，為當今世界多元文化和平共處、交流融合、文明互鑒，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