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在明清時期為皇帝執(zhí)政與生活場所，我們今天如果去故宮參觀，可以注意一下部分宮殿內部的門上方，有一個懸挑的建筑裝飾造型，外觀類似電視劇《西游記》中的“唐僧帽”。這種建筑裝飾被稱為“毗盧帽”，是一種融入佛教紋飾的建筑裝飾形式，其主要用途是凸顯皇家地位及高貴華麗的環(huán)境氛圍。

乾清宮內的毗盧帽。

　　乾清宮明間兩側就有毗盧帽，從這里可以看出毗盧帽這種建筑裝飾的造型特點。乾清宮明間毗盧帽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部分位于斗拱以上，立面外觀恰似唐僧法帽：兩端略微外翹，中間雕刻游龍及祥云紋，頂部輪廓為心形及靈芝形如意紋，總體呈現出一種莊重而又尊貴的視覺效果；下部分由斗拱、檐枋、花板、垂蓮柱等構件組成，類似垂花門的做法。

《西游記》劇照與《清俗紀聞》中的毗盧帽、五佛冠示意圖。

　　“毗盧”又稱“毗羅”，為梵文Vairocana的音譯，原意為“太陽”，作為佛名譯為“大日如來”，是毗盧遮那佛的簡稱。毗盧遮那佛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身佛，意為光明遍照。相應的，毗盧帽為釋迦牟尼佛所佩戴的法帽。需要說明的是：佛教中的毗盧帽，僅僅指法帽；而故宮建筑裝飾中的毗盧帽，為法帽造型與垂花門造型的組合構件。

　　有學者研究，毗盧帽的雛形很可能是寶冠，至少在公元五六世紀就出現了。故宮藏寶冠釋迦牟尼佛銅像，即為這一時期的佛造像，出現在巴基斯坦北部。這尊釋迦牟尼佛像頭戴三葉寶冠，稱為“寶冠佛”或“裝飾佛”，其宗教意義之一，即強調或紀念釋迦牟尼出家前的皇室身份。釋迦牟尼出家前，為印度迦毗羅衛(wèi)國的太子。國內較早的頭戴毗盧帽的人物造型，可見于敦煌285窟西魏時期壁畫，內容為四大天王像，他們頭戴類似毗盧帽的寶冠，身披金甲，手執(zhí)長矛，作守衛(wèi)狀。從壁畫、佛造像實物來看，從隋唐時期起，頭戴毗盧帽造型的佛像逐漸增多。

　　從文字記載角度而言，“毗盧帽”一詞，較早出現在明代吳承恩的《西游記》中。書中多個場合中，唐僧的著裝就包括了毗盧帽，以示莊嚴及高僧身份。如書中第十一回，唐太宗魂游地府之后，要修建水陸大會，超度無主孤魂，眾大臣推薦玄奘主持；于是太宗賜玄奘“五彩織金袈裟一件、毗盧帽一頂”，供玄奘講經時穿戴。又如書中第七十八回，唐僧路過比丘國，準備會見國王并換取通關文牒時，“身上穿一領錦襕異寶佛袈裟，頭戴金頂毗盧帽”。再如書中第九十三回，唐僧一行路過天竺國時，其被妖精假扮的公主用繡球打中腦袋，“唐僧著了一驚，把個毗盧帽子打歪，雙手忙扶著那球，那球轂轆的滾在他衣袖之內”。

　　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電視劇《西游記》中唐僧頭上所戴的，是毗盧帽與五佛冠的組合體。日本學者中川忠英在《清俗紀聞》中，繪制了一幅毗盧帽與五佛冠的示意圖，較為具體地區(qū)別了兩種帽冠造型。五佛冠為寶冠的一種，象征五智如來，其外觀如五瓣蓮花連在一起，每瓣蓮花上均有一尊佛像，分別是中央毗盧遮那佛，代表著絕對真理；南方寶生如來佛，象征平等性智；西方阿彌陀佛，象征妙觀察智；東方不動如來佛，象征大圓鏡智；北方不空成就佛，象征成所作智。毗盧帽象征佛教的神圣和權威，而五佛冠象征佛教中的五智如來，因而二者均可在佛教儀式和修法中使用。當毗盧帽與五佛冠同時佩戴時，首先戴毗盧帽，然后再將五佛冠展開，并與毗盧帽固定。

　　回到建筑實物上，毗盧帽裝飾造型一般為皇宮專用，以烘托其尊貴地位。史料記載的一個反例，即清代和珅將毗盧帽用于私宅裝飾。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駕崩，嘉慶帝親政。嘉慶帝羅列了和珅二十大罪狀，賜和珅自盡。其中第十三條罪狀為“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37）。這座級別“越界”的楠木房屋，即和珅府中的嘉樂堂（今恭王府內錫晉齋）。嘉樂堂仿照寧壽宮建造，寧壽宮是乾隆帝模仿坤寧宮建造的宮殿。坤寧宮的裝修做法中，就包含了毗盧帽。

　　和珅被賜死后，嘉慶帝將和珅府賜給慶郡王永璘，作為其府邸。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永璘薨。同年五月，其子綿慜主動呈報府中有“毗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銅路燈三十六對，皆非臣下應用之物”（《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37）。嘉慶帝認為，永璘府本為和珅舊宅，此等違制之物，皆系當年和珅私自設置。他要求拆除僭越之物毗盧帽，另擇地安置太平缸、銅路燈。“太平缸”即銅缸，在宮中主要擺放在宮殿前，缸內貯水，以備火患時救火。

　　毗盧帽是明清時期皇宮專用的室內裝飾構件，以凸顯皇室尊貴地位及莊嚴的氛圍。在當今而言，這種裝飾形式，是見證故宮豐富歷史文化的寶貴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