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禮”，即通行的禮儀，普遍使用的禮節。用朱熹的話說，通禮即“有家日用之常禮，不可一日而不修者”。朱熹撰著《家禮》時，將“通禮”置于卷一，而“通禮”中又將“祠堂”放在篇首。在說明這樣做的理由時，朱熹說：“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

　　鑒于朱熹的社會影響，元明清的家禮撰作基本上依照朱熹的《家禮》，將日常生活的通禮放在前面，“祠堂”更是被置于篇首，以示對尊祖敬宗的重視。

　　“祠堂”是中國傳統社會家族用于祭祀的場所，又稱宗廟、家廟等。“祠堂”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祠堂”的前身是先秦時期的“宗廟”。“宗”，《說文解字》認為“宀”為屋宇，“示”為祭祀。“廟”者，“廟，尊先祖貌也”，即指祖先的形貌。段玉裁注曰：“尊其先祖而以是儀貌之，故曰‘宗廟’。”“宗”“廟”連用專指祭祀祖先、瞻仰祖先遺容的場所。根據考古發現，早在原始社會晚期，人們就已經有意識地在固定場所祭祀祖先和神靈。《古今圖書集成·宗廟祭典》載有“帝嚳高辛氏始立宗廟”“帝堯作七廟以享先祖”“帝舜立七廟”“夏制因唐虞立五廟”“殷制七廟”等語。傳統社會的祠堂不僅是祭祀祖先的場所，也是家族輝煌與傳統的記錄，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宗族文化的象征與標志。

　　古代學者對祠堂演變的看法

　　有關祠堂的歷史沿革，古人早有論述。如司馬光為友人文彥博所作的《文潞公家廟碑》，就對宋代以前的宗廟制度演變作了簡要的論述：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后。及秦非笑圣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后遂著于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侈，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于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

　　司馬光在撰寫的碑文中認為，古禮中天子至官師皆有宗廟。到了秦代，蕩滅典禮，宗廟成為天子專屬。漢代時，公卿巨室多于墓地旁建筑祠堂，而像古禮那般建立家廟的情況比較少。魏晉以后，廟祭制度漸漸得以恢復。隨后出現了按官品確定祭祀世數的家廟制度。唐代貴臣都建有家廟，甚至出現像侍中王珪這樣的大臣，因為沒有建家廟而被有司彈劾的情況。五代動蕩，家廟制度一度中斷，到宋代才得以恢復。

　　總體而言，司馬光的論述應該是符合史實的。如他提到的漢代墓祠在已有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中都可以得到印證。此外，唐代王珪不立家廟而被有司彈劾一事亦見諸《唐會要》《通典》等史籍。但略顯不足的是，該文對魏晉廟制著墨不多。該文本來就非嚴肅的考證之作，其不足之處亦可理解。

　　相比之下，清代學者趙翼在《陔余叢考》中對祠堂演變的論述更為完整、系統：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后人因其葬處為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為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為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后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為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為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為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為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之名。唐以后，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群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為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于有元之世。考《元史》仁宗建阿術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為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顯然，趙翼對祠堂沿革的論述更為詳盡，且行文之間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其觀點也更讓人信服。相比司馬光的觀點，趙翼認為“祠堂”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末，近世祠堂制度則起于元代。

　　祠堂的時代變遷

　　1.先秦時期中國祠堂制度流傳已久。根據考古發現，早在新石器時期，人們就已經有意識地在固定場所祭祀祖先和神靈。殷商時期，這種在固定場所的祭祀活動發展成為祠廟祭祖。根據祭祀對象的不同，設有祭祀同一氏族的宗廟、祭祀同一宗族的祖廟和祭祀同一家族的禰廟。目前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辭，大多就是商代時王的宗廟中舉行的儀式上宣讀的祭祀禱文。也就是說，早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宗廟制度的雛形。

　　周代實行宗法制與分封制，宗廟制度初步形成。《詩經·棉》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記載的就是周人先祖太王率領族人遷徙至岐山后，下令建造宮室與宗廟的情形。根據《儀禮》《禮記》等禮書的記載，周代宗廟制度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或二廟、庶人無廟祭于寢。除廟數外，宗廟中神主的放置、祭器和祭品的選擇也有嚴格的限制。總的來說，周代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系統完整的宗廟制度，對后世家廟、祠堂制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2.秦漢時期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大小宗法制以及宗廟制度遭到破壞。秦朝統一六國后，“非笑圣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隨著政治等級制度的進一步深化，原本適用各貴族階層的“宗廟”一詞逐漸成為帝王專屬。秦二世即位后依古禮建七廟。七廟中襄公作為秦國始封之君并沒有被確定為宗廟“太祖”，而始皇帝因一統六國的功業被確定為“太祖”。這種以功業而確定太祖的做法，對后世帝王宗廟制度產生了深刻影響。

　　西漢早期，每位皇帝都立宗廟，且不序昭穆、不定迭毀。此外，各郡國還設立了大量的“郡國廟”。這些做法，不僅先秦宗廟禮制沒有，更與大小宗法中“支子不祭”的原則相悖，遭到了儒者的種種質疑，最終于漢元帝時期開啟了宗廟制度的改革。東漢自明帝開始，皇帝駕崩后不再為其單獨立廟，而是藏神主于“世祖”（劉秀）廟。這種“同廟異室”之制為后代歷朝所沿用。

　　正如司馬光所言，“漢世多建祠堂于墓所”。這種制度始于西漢惠帝為方便祭祀，于高祖陵旁重建高廟一事，隨后成為帝王定制，并逐漸擴大至王侯貴戚、官僚巨室等顯貴階層。需要注意的是，兩漢時期的祠堂僅是墓地旁為方便祭祀活動而建造的建筑，與后世專以供奉祖先、商議族事的宗族祠堂有所不同。

　　3.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墓祭制度逐漸衰落，廟祭制度得以恢復。并且隨著“吉、兇、賓、軍、嘉”五禮體系的日益完善，帝王宗廟制度走向成熟。魏晉以降，士族宗族日漸成長、發達，成為中古社會中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士族門閥崇尚儒家禮法，然而先秦古禮中的宗廟制度已難以適應此時的社會現實，繼而出現仿先秦爵等尊卑按九品官制高低立廟的家廟制度。但根據已有文獻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宗族更習慣將家內廳堂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建立家廟的事例并不多見。

　　4.隋唐時期在唐代，品官家廟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大唐開元禮》規定：文武官二品以上祭四廟，三品至五品祭三廟，六品以下至于庶人祭于寢。此外，四品、五品官員須有爵位才可建家廟，祭祀所用犧牲因官品高低而定。有學者統計，唐代家廟主要集中在長安、洛陽兩京，長安城內更是遍布家廟。作為一種官方禮制，唐代家廟制度最終難免隨著唐王朝的覆滅而走向衰亡。尤其是五代時期戰爭頻仍、禮樂廢壞，唐代家廟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但該制度對后世尤其是宋代仕宦學者設計與改良民間祠堂制度提供了頗為有益的參考。

　　5.宋元時期北宋初期，由于經歷五代動蕩巨變，品官家廟制度被破壞殆盡，“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于庶人”，直至鄭居中等人編纂的《五禮新儀》完成，宋代家廟制度才有了具體的方案。令人遺憾的是，現行的四庫全書本《五禮新儀》并非完本，尤其是卷一百三十五所載的“品官時享家廟儀”文本遺失，相關規制只能從卷首與目錄中窺得大略。

　　在社會階層流動急劇變化的宋代，一旦子孫未能身居高位乃至家族沒落，持有家廟的資格也將被褫奪。面對這種情況，張載、程頤、司馬光、朱熹等一批仕宦學者們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希望能夠探索出不為國家禮制所拘限的家廟制度。其中，司馬光的“影堂”和朱熹的“祠堂”屬于比較成功的兩種設計。尤其是朱熹的祠堂制度更為簡便易行，在宋元之后的士庶群體中得到了較多的實踐。

　　6.明清時期明清兩代是傳統祠堂發展的巔峰時期。有明一代，朱熹的《家禮》在官方的推動下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民間家譜編撰之風方興未艾，祠堂制度也進一步普及。明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上《獻末議請明詔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禮疏》，隨后明世宗下詔允許臣民祭祀始祖，民間聯宗建祠的風潮蔚然大觀。明清兩代，無論是品官家廟還是庶人祠堂，其制度基本遵循朱熹的《家禮》。除了皇帝祭祖之所始終以宗廟名之，其余品官士庶祭祖之所一應以祠堂名之。如趙翼所說：“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科大衛則稱之為“家廟式的祠堂”。尤其是清代祠堂，數量進一步增加，建筑更加豪華，管理更加規范，功能更加齊全，標志著傳統祠堂發展至巔峰。

明清時期不同樣式的祠堂

　　祠堂的功能

　　祠堂最重要與最核心的功能，無疑是作為祭祀祖先的場所。

　　同時，祠堂還是宗族活動的場所。家族的重大事件，譬如冠、婚、喪、祭等，都要事先在祠堂內祭告祖先，這一點在司馬光的《書儀》中有多處體現。按古禮，男子行冠禮前，主人要“筮于廟門”求得吉日，司馬光《書儀》亦有類似要求：

　　主人盛服，親臨筮日于影堂門外西向，若不吉，則更筮他日。

　　這顯然是仿《儀禮·士冠禮》中的要求，改“筮于廟門”為筮于影堂門外。關于行冠禮的地點，司馬光根據時代的變化和民間的現實做了變通的規定：

　　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于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于外廳、笄在中堂可也。

　　司馬光規定，若將冠者為孤兒，則由叔伯兄弟主之，并于冠后一日“量具香酒饌于影堂”祭告父母。又如婚禮，“親迎”當日，“婿氏告迎于廟”，無廟者告于影堂。

　　祠堂還有懲惡勸善的教化功能，可以作為教育族人的場所。如果族人犯錯，族長可以在祖先牌位前懲罰族人，莊嚴的祠堂建筑又會無形中給族人以威懾感，這也是祠堂教化作用的一種體現。“祠堂除了祭祀功能外，對族人亦有教育功能，堂號、堂聯等祠堂禮的東西，大多是具有崇尚美德、友愛和睦、積極進取的教育意義。”堂號即祠堂的稱號，有人將堂號分為三類：以郡望來命名，以先祖的字、號、謚號等來命名，還有以倫理教化來命名。浦江鄭氏家族堂號“有序堂”，取敦促族人謙敬有序、和睦互愛之意。鄭氏家祠中還有諸多勸誡子弟讀書明禮的宗祠對聯，如“派衍廣文之裔，文子文孫，克紹薪傳于此日；家垂經學之遺，學詩學禮，無忘庭訓于當年”之屬。

　　無論是作為禮制建筑的宗廟、祭祠、祠堂，還是附屬于建筑堂號、堂聯，本質上都是宗族文化中的一種慎終追遠、團結血親、敦宗睦族的符號標志，具有濃厚的宗親色彩與精神凝聚力量。《禮記·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禮記·坊記》也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因此，這些禮制建筑實質上正是統治階級制定的一種倫理教化方式，其最終目的在于以建筑承載家族倫理內涵進而實現道德養成和禮儀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