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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史不是歷史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不是中國語言文學”等“白馬非馬”的荒誕劇不斷上演，令人哭笑不得卻又引人深思。這是相關工作人員的孤陋寡聞？還是故意刁難？看似是當事人謹慎認真、恪守制度的責任之心，實則是怕麻煩、不擔當的推諉做法，一種不知變通的官僚作風。
為官者自是要慎用權力，但要心中有“人”，不以人為本，慎用就成了不作為的“懶政”。于書畫者而言，為藝治學也要講究“慎”字，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敬畏之心，也是一種治學的方法和為藝的態度。
30年前，沙孟海先生出版作品集時，堅持要把出版社初定的書名《沙孟海法書集》中“法書”一詞改成“書法”；無獨有偶，謝稚柳先生在20年前出版作品集時，執意要刪去《謝稚柳書法集》書名中的“法”字，而叫“書集”。兩位老先生的一字之改，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咬文嚼字，或是故作矯情，而是謙虛謹慎、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是對藝術的虔誠之心使然，也是大家風范的彰顯。回過頭來看看時下，如此謙慎者少之又少，而喜戴高帽者如蟻附膻，借著書畫家的帽子逐名追利，早已忘卻心正則筆正，哪里還能做到“君子必慎其獨也”。由此看來，沙、謝二老的一字之改不啻是一劑針砭時弊的良藥。
書畫者當以“慎”來要求自己，慎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能力。明大臣王錫爵權高位重，于書法也有很深的造詣，然其不以書立身，而以社稷為重，這是“慎權”；人前人后一個樣，私底下、無人時也能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這是“慎獨”；小事當慎，小節當拘，細微之處見品德，這是“慎微”；言為心聲，書為心畫，內心無私欲方可無虞，這是“慎欲”；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擇友分良莠，這是“慎友”。慎者才能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困，克己除私欲，加強自我修養、提升境界，至純至真地為學為藝。
凡事皆有度。過“慎”者就會縮手縮腳，無繩自縛，在學畫過程中往往流于時弊，是知有古而不知有我，徒知學古人而不知學古人所師造化，焉能內得心源？過慎者往往囿于自己的世界中，既不行萬里路也不讀萬卷書，只會老鼠磨牙般地摹寫，甚至抄襲，這樣的作品以多產、高價、易售為目的，故而一改初心，只能隨波逐流、迎合世俗。
慎不及者，視藝術如兒戲，不曾“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只會“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或是曲解“筆墨當隨時代”，強借當代藝術之名玩起雜耍式、概念化的“創新”，要么低級無趣流于鄙俗，要么粗疏簡易近似狂怪，皆悖于理法，流于江湖，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對藝術不慎者自是難有敬畏之心，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只會嘩眾取寵、忽悠眾人，藝如其人，這樣的人又能走多遠？
書畫者當“慎”且慎者有度，不偏不倚、不激不厲，方可不偏離為人、為學、為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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