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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維城”四字，出自《詩經·大雅·板》：“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所謂“宗子”，即指周代貴族中根據血緣關系對族人擁有管轄和處置權的人。
美國漢學家羅泰的著作《宗子維城》借用了《詩經》中的這一句作為書名，可謂貼切而典雅。該書用最新的考古發現材料，研究了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中國的社會分層、宗族與世系組織、性別和種族區別等等諸多問題。全書附有地圖二十幅、表格三十二張和圖版九十八幅，還有近千余篇中、英、日文參考文獻和索引資料，其參考資料陣容堪稱豪華。
作者主張，考古學不僅僅是起到為傳統文獻提供佐證的作用，相反，還必須從文獻歷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給歷史提供獨立的認識。事實上，該書成功地以考古信息為依據，解決了中國青銅時代晚期考古資料和傳統文獻記載之間的諸多沖突。
例如，孔子及其弟子認為，他們那個時代政治及宗教制度的基本原則，在周代早期就已確立了。他們將周代的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奉為圣人，認為這些圣賢樹立了一種良好的統治和正確行為的楷模。但現代考古學卻顯示，這套讓孔子朝思暮想的禮樂制度，實際起源的時間，并不在西周早期，而是相對較晚。難怪羅泰不無幽默地提到：“孔子自稱的述而不作看起來是十分恰當的，盡管他所述之智并非來自遠古圣賢，而是來自相當晚近的賢哲。”
即使是對一個僅僅有興趣回望歷史深處的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書仍然不乏新鮮有趣的細節。比如作者提到，“在禮儀活動中，不同的諸侯國對待武器的態度有所不同。楚國的絕大多數男性都隨葬一把銅劍，而商鞅變法后的秦墓則普遍缺少兵器。”作者在下文對此作了分析。但在注釋里，作者卻又修正了他的看法，“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的兵器中有至今仍然鋒利得可以刮胡子的青銅劍……我非常感激秦俑博物館張仲立館長允許我在2005年8月11日接觸到這些材料。”
事實上，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強調的，自該書出版以來，由于新的考古發現層出不窮，使得該書的修訂工作變得十分必要，同時又困難重重，這也是該書中譯本遲遲才能面世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該書對中國青銅器時代晚期考古研究仍然大有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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