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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北地區(qū)東起隴山西至伊犁河谷的區(qū)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彩陶文化就從渭水上游持續(xù)西漸，直抵新疆西部。在此后的四千多年間，史前絲綢之路上至少出現了十九支彩陶文化，這些彩陶文化的發(fā)展可劃分為四大階段：仰韶時代、馬家窯時代、夏時期和商至漢初。在這四個階段，每支彩陶文化表現的發(fā)展模式不同，呈現的演進態(tài)勢各異。
仰韶時代：漸進甘青河湟
公元前六千紀初，老官臺文化出現在隴山兩側的渭水流域和漢水上游，該文化的部分典型陶器口沿外側常見一條紅彩寬帶。正是這種裝飾藝術的出現，拉開了中國北方地區(qū)彩陶文化的發(fā)展序幕。
公元前五千紀初，甘、陜境內的老官臺文化結束，半坡文化興起，雖然兩者的親緣關系尚存爭議，但是在彩陶裝飾藝術方面，后者對前者的傳承不可否認。當半坡文化在隴山以東先后經歷“北首嶺期”和“半坡期”之時，隴山西側半坡文化經歷了六百多年的空白期，直至公元前4300年，“史家期”半坡文化才出現，并最終止步于甘肅隴西附近。
公元前四千紀初，半坡文化尚未完結，廟底溝文化即已萌生。西北地區(qū)的廟底溝文化在形成之初，豫西晉南的東莊類型便將重唇小口尖底瓶向西輸入關中地區(qū)，并且長驅直入，進入隴山以西的渭水上游。伴隨重唇口小尖底瓶，以弧線三角和圓點為基本組合的各類彩陶花紋風靡廟底溝文化。與半坡文化不同，廟底溝文化的西進并未止于甘肅境內，而是一直深入到青海東部的黃河沿岸。隨著西進的深入，廟底溝文化在其分布地帶的西陲——青海東部的黃河沿岸開啟了本土化進程。
公元前四千紀中葉，廟底溝文化全面瓦解，中國史前彩陶藝術的第一次浪潮開始逐步消退。隴山以西、甘肅東部的廟底溝文化率先結束，石嶺下類型在渭水上游形成，它不僅繼承了廟底溝文化的小口尖底瓶，而且一改其他地區(qū)彩陶藝術衰敗的頹勢，創(chuàng)造出的彩陶花紋獨樹一幟。石嶺下類型的出現，掀起了中國史前彩陶藝術的第二次浪潮，以絢麗彩陶為標識的馬家窯時代呼之欲出。
馬家窯時代：終入河西走廊
公元前四千紀下半葉，隴山東側先后經歷了泉護文化的興衰和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崛起;西側，石嶺下類型分化成兩支——大地灣四期文化和馬家窯文化。
大地灣四期文化與泉護文化東西相鄰，它雖繼承了石嶺下類型的小口尖底瓶，但將石嶺下類型的彩陶藝術崛起之勢終結于渭水上游;馬家窯文化與泉護文化東西相隔，它雖完全棄用了小口尖底瓶，但將彩陶藝術推陳出新，整個文化也展示出強勢的擴張姿態(tài)：正東方向，在渭水源頭一帶與大地灣四期文化你來我往;東北方向，進入六盤山，形成曹洼類型;西向，逆黃河而上，直抵青海境內黃河上游的共和盆地，變身宗日類型;西北向，進入河西走廊，到達酒泉一帶;南向，挺進川西山地，創(chuàng)建營盤山類型。
公元前三千紀上半葉，馬家窯文化和大地灣四期文化同時結束，半山文化形成。此時，西北地區(qū)彩陶文化的中心已經完全轉移到蘭州、河湟谷地，而且顯示出一種“內斂”和“收縮”之態(tài)：西北方向，早期、中期完全退出河西走廊，直到晚期才出現在河西走廊東端;南向，洮河上游、甘南地區(qū)以及川西山地已經完全不見半山文化的蹤跡。不過，與其發(fā)展態(tài)勢相反，半山文化的彩陶藝術水平卻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黑紅復彩的運用、鋸齒花邊的流行、規(guī)整的圖案以及繁縟的花紋，使得中國彩陶藝術達到第二次浪潮的高峰。
公元前三千紀中葉偏晚，半山文化尚未完全結束，馬廠文化即已出現。從一開始，馬廠文化便表現出一種“被動”的西遷之勢。同時，馬廠文化的彩陶藝術在晚期衰落明顯：筆畫晦澀、線條生硬、圖案潦草、布局隨意。種種跡象表明，史前中國彩陶的第二次藝術浪潮此時已經退卻。
夏時期：甘青新始呈一體
公元前三千紀末至二千紀初，中原腹地已進入夏王朝的紀年。從晉南豫西到甘青河湟谷地，夏文化、客省莊文化、齊家文化和馬廠文化自東向西依次排開，互動頻繁。在這種大背景下，西北地區(qū)夏時期的第一支彩陶文化——西城驛文化誕生。
西城驛文化是一支特殊的彩陶文化。首先，它因“過渡”性質顯著而被識別;其次，該文化陶器常與齊家文化陶器共存;再次，新疆東部、甘肅河西走廊以及青海東部因西城驛文化連接在一起，首次成為一個完整的文化單元。
西城驛文化結束之后，四壩文化興起。四壩文化彩陶承襲西城驛文化，并另有創(chuàng)新。該文化彩陶施彩濃厚，易脫落。四壩文化墓地多成群、成片出現，與西城驛文化零星散布的墓葬形成巨大的反差。與此同時，新疆哈密盆地出現天山北路文化。由于文化面貌較為復雜，這類遺存的準確屬性暫時無法完全認定。但是，天山北路文化彩陶花紋相對簡單，特征不明顯。
夏時期的彩陶文化傳承了馬家窯時代的基本特征，彩陶整體呈現出東方傳統(tǒng)，但以小麥、銅器和歐羅巴人種為代表的新元素表現格外醒目。馴化小麥和青銅冶煉技術從其發(fā)源地自西向東，或是直接進入新疆東部和甘肅河西走廊，成為當地彩陶文化的一部分;或是在進入這一地區(qū)后，開啟本土化進程。但是，同一彩陶文化、不同地區(qū)的先民對小麥的食用偏好不一致，選擇、掌握和使用的冶煉技術也不相同。此時，歐羅巴人群首次東遷至新疆哈密盆地，與東亞蒙古人群在此融合。種種跡象表明，夏時期，西北地區(qū)的彩陶文化已經正式開啟了東西文化的交流進程。
商至漢初：東西文化合璧
公元前二千紀中葉以降，中原腹地逐步向大一統(tǒng)的帝國邁進，而西北地區(qū)的彩陶文化則呈現出“百花齊放”之勢。
公元前1600年左右，四壩文化逐步解體。部分四壩文化向西進入哈密盆地之后，焉不拉克文化形成。焉不拉克文化逐漸壯大，排擠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導致后者進入巴里坤草原，與西進至此的四壩文化余脈融合，形成南灣類型。另外，還有部分四壩文化在河西走廊東部與董家臺類型結合，逐步形成沙井文化。
在四壩文化解體之時，甘青河湟谷地以圜底陶器為標志的山家頭文化出現，該文化圜底器的出現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而彩陶的出現卻帶有鮮明的“隔代性”。山家頭文化的形成預示著第三次彩陶藝術浪潮的到來。
公元前1400年左右，山家頭文化結束，辛店文化在甘肅西部和青海東部興起。辛店文化彩陶圖像生動，線條簡練，畫風清新。公元前1200年左右，唐汪類型通過借用、承襲以及改造辛店文化的彩陶紋樣，最終成型。唐汪類型表現活躍，與辛店文化和卡約文化的關系異常復雜。但尚無充足的證據表明，它與新疆的蘇貝希文化有過接觸。
在唐汪類型形成之際，蘇貝希文化出現在新疆吐魯番盆地和博格達山南北兩側。雖然蘇貝希文化遇到了來自歐亞草原的多種文化，但其西進之勢未減，在焉耆盆地甚至伊犁河流域都可見其影響。與此同時，以帶有石堆和石圍墓葬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元素和以彩陶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元素在新疆焉耆盆地交匯、融合，產生出以帶流器為特色的土著文化——察吾乎溝口文化，并以漩渦之勢，將帶有濃厚土著色彩的元素——帶流器像飛沫一樣撒濺于周鄰各處。
公元前兩千紀下半葉，來自西方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向東進入新疆伊犁河流域，取代了當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這支彩陶文化屬于西方系統(tǒng)，它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向東發(fā)展，與西漸至焉耆盆地、屬于東方系統(tǒng)的彩陶文化進行了直面接觸。不過，公元前二千紀末至公元前一千紀初，河湟谷地和河西走廊的彩陶文化逐步消逝;公元前一千紀下半葉偏晚階段，新疆地區(qū)的彩陶文化也日漸沒落。
歷時四千多年，西北地區(qū)的彩陶文化在仰韶時代和馬家窯時代從渭水上游持續(xù)西漸，在夏時期正式開啟了東西文化交流的進程，而商至漢初，東西方人群的交往和文化的互動達到高潮。在仰韶時代和馬家窯時代，彩陶文化的先民從事以農業(yè)為主的“兼業(yè)”生產活動，而從夏時期到商至漢初，游牧業(yè)和畜牧業(yè)逐步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在新疆地區(qū)，游牧民族最終成為了彩陶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經營者。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在仰韶時代至夏時期，中國西北地區(qū)的彩陶文化主要由蒙古人種經營，在商周至漢初則由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共同承襲。可以確認，面對彩陶所承載的相同、相近和相似的歷史文化信息，不同的人種都能欣然接受，蒙古人種如此，歐羅巴人種亦然。
彩陶的消失可能與快輪制陶技術的傳入有關，但彩陶文化的消逝，還有更多、更深層次的原因。諸多不利于彩陶文化生長的因素的出現，都有可能讓適宜彩陶文化生存的文化生態(tài)平衡遭到破壞。于是，西北地區(qū)存續(xù)四千多年的彩陶文化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最終絕跡。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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