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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辰生先生近影
2016年，著名文物保護專家謝辰生先生的口述著作《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出版。作為新中國文物事業發展的親歷者、見證者，謝辰生參與了新中國一系列重要文物法規的起草制定。他的口述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理解文物保護具有重要意義。今年謝辰生已經95歲，與癌癥斗爭了20多年，他仍然投身于文物工作，心心念念的是文物保護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學術周刊于歲末看望并采訪了這位孜孜不倦的文物守護人。
《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是一本沉甸甸的書。一走進謝老家中，記者便接到了老人遞過來的書，簡樸、規整、厚實。書里有12講，謝老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新中國成立后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歷程，如文物保護制度的創建、制定《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和公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文物保護法的誕生等。此外，還有大遺址保護的開創與發展、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進程、博物館建設與通史陳列等文物工作的重要方面。
完成這部口述史，謝老用了一年多時間。對這份“成果”，他的希望卻很簡單：讓大家知道文物保護是做什么的，真正理解十六字方針，弄清楚文物保護與利用的關系。
十六字方針指的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這是文物保護工作的基本原則，凝結著多年來文物工作者們不斷認識總結的成果。雖然從字面上看起來很簡單，但謝老認為，對這十六字方針的正確認識還遠遠不夠。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大規模基本建設和發展旅游事業時，破壞文物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文物一旦遭到破壞，就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在他看來，很多現象都源于沒有搞清楚這十六個字的相互關系，把十六字方針說清楚，至關重要。
“十六字方針的重點在保護上，非常明確。《文物保護法》是‘保護法’，不是‘利用法’。所以，有人說保護和利用并行，這是不對的，沒有保護就沒有利用。”謝老說。不過，保護并不意味著不能利用，關鍵在于是否合理。那么什么是合理的？他對記者解釋道：“所謂合理就是適度，不能過分。這個‘理’字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是要以保護為前提和基礎;第二，文物不是商品，它內涵豐富，可以對人民進行普及和教育，增強文化自信。合理利用不能以賺錢為目的，應當重點發揮文物的精神文明建設作用。”
盡管已是耄耋之年，謝老說起十六字方針來依然鏗鏘有力，就像方針本身的含義一樣，毫不含糊。多年來，奔走于全國各地，對于破壞文物的現象，他總是挺身而出，或呼吁、或給中央及有關部門寫信。在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他也一直為文物保護建言獻策。在他與眾多專家們的呼吁和努力下，許多文物遺跡得以保存和傳承，謝老也因此被人們稱為文物的守護人。
歷史學家金沖及與謝辰生是多年好友，在他看來，祖國文物的守護人這一稱號，謝辰生當之無愧。金沖及在《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序言中寫道：“要真正成為祖國文物的守護人十分不易。它至少需要具有兩個條件：一是真正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知道應該怎樣來保護和管理祖國文物，想得比別人更深更遠更在行;二是要有那股對祖先負責、對后人負責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把它看得同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當遇到使常人畏縮的困難和阻力時，敢于挺身而出，并且鍥而不舍，不達目的不輕易罷休。”
近年來，黨和政府對文物工作高度重視。2014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市考察工作中強調，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隨著博物館等文化場館日益走進人民生活，文物的社會作用也越來越顯著。謝老對這些情況感到很欣慰，他認為，文物能發揮多大作用取決于學術研究的水平，只有科學研究，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掘出文物中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從而把這些信息用豐富多彩的方式傳遞給人民，讓人民通過文物認識我們悠久燦爛的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文物的價值極為豐富，而學術研究則是基礎。文物需要研究的問題太多了，沒有止境。比如地震考古、水文考古，我們知道通過地震考古可以了解一個地區的地震規律。所以，還有很多新的知識等待人們去不懈地研究。”他這樣期待著。
“平生只做一件事，熱血丹心護古城”，在謝老簡樸的、面積不大的房間里，懸掛著這樣一面錦旗，是全國文物保護志愿者送給他的。除了錦旗外，最醒目的要算是占據了絕大部分空間的書籍。雖然它們看起來都已有了歲月的痕跡，但在這方天地里，卻散發著無言的力量，一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文物守護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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